默克尔的执政倒计时

　　德国选民们是希望推翻默克尔政策，

　　还是仅仅希望对默克尔的政策做出局部调整呢？

　　文/周睿睿

　　不出意外，于12月在汉堡举行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党代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将辞选党魁一职。根据她亲口强调的“党权和政权必须集于一人之手”的原则，这也就意味着，即便默克尔做满第四任总理任期至2021年，长达16年的德国乃至全欧洲的默克尔时代也已进入倒计时。

　　默克尔日前对外宣布的辞选意向，背后是德国前所未有的议会政治危机。作为执政联盟中的党派组合，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在分别创下各自党史上最低得票率纪录后依然进行组阁。组阁之后，这一内部分歧难以弥合的执政联盟不仅于国殊无政绩，而且不断上演“宫斗剧”，民心渐失，在各个州选举中得票率下跌已呈刹不住车之势。

　　基民盟在多个州选举中的得票率跌到百分之30%以下；基社盟在10月上旬的拜仁州选举中失去了自家衣食父母的绝对多数票；社民党不仅在联邦大选惨淡的成绩后又失去了北威州这个大本营，更是在多个州得票率跌到第三甚至第四。这些惨淡成绩后面，折射出来的是选民对德国议会政党政治的深深倦怠感。而在主流政治里被贴上极右翼标签的德国选择党，自联邦大选前以来异军突起，又使习惯了自由民主政治的人们对体制产生了更加深刻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已经不只是针对哪一个政党，而是越来越多地针对整个政治体制。

　　“有尊严地离开”

　　西方政党的雏形原是以共同的阶级立场为基石，发展出共同的“三观”以及对“何为美好社会”“何为正确治理”的政治想象，并以此把一群人捆绑在一起，通过群体的力量争取利益诉求得以最大化程度实现。而自本届德国联邦政府以“红黑组阁”的形式成立以来，无论是像默克尔执政盟友、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假意辞职这种闹剧，还是在闹剧以外的日常话题的讨论中，人们从“红黑组阁”诸党的行为里都看不到太多对政治理念的实践，有的只是“我们的人和不是我们的人干上了”。甚至连“我们的人”和“不是我们的人”究竟是谁，如何区分，都难以述清，与其说是几个党派在争斗，不如说是几群人在打群架。

　　这样的局面下，建立稳定政府变得很难。而稳定的政府，恰恰是惊魂未定的德国民众在右翼崛起、欧盟危机、国家福利眼看力不从心这一系列变局中所迫切需要的。另一方面，政局不稳又加强了政治光谱两极的势力：极右的德国选择党和极左的左党。两家党派最高度一致的地方在于：只管给选民画出一张又一张“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的大饼，至于如何证明自己具备做饼的能力，却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与此同时，中间路线的主要政党派别继续着模糊的面目，日渐式微。

　　在刚刚过去的黑森州选举里，尽管执政多年的基民盟州长博菲埃的执政能力受到公认，尽管社民党的沙费尔・君贝尔作为交通部长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他们背后的两党还是不得不遭受重挫。选民们并非不满意这两个无辜的人，根本是不满意他们背后的两党乃至两党所代表的整个建制内党派。

　　自2018年3月“红黑组阁”这半年多来，像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这样的执政经验丰富、曾经敢自称“人民党”的建制内党派，却在所有的州选举中无一例外地遭遇滑铁卢。而位于政治光谱边缘的小党，或如绿党一样通过主动向大党靠拢在选票和民情上突飞猛进，或如选择党和左党一般，虽然不能被接受成为执政党，但也靠着画饼充饥一次又一次成了选票赢家。越来越多的选民也因为看不懂选情和政局，要么放弃投票，要么放弃“看懂”的尝试，就靠感觉投票。

　　建制内党派忙于“打群架”，不仅使党派乃至政府颜面尽失，而且使民众感到一些西方民主制度里的基本准则正在他们眼前被自己投票选出来的执政党践踏。9月中下旬，时任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的马森(基社盟)越权公开驳斥总理发言人，称在开姆尼茨右翼游行时发生的命案只是碰巧而已的谋杀，同时指责正在和基社盟共同执政的社民党为“极左”。这起本来就事涉种族和职权两大敏感议题的事件，最终竟因为“红黑组阁”内诸党各怀鬼胎，演变成一场诸党派拿国家公权力进行利益交换的闹剧。

　　默克尔本人也自一两年前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集权”的指控。比如，她于10月17日在国会的演讲里提到要建立一套准则，将规定各党在竞选时允许使用哪些手段，并宣称“欧盟处理网络不法信息的方式将大大简化”，此举被认为是走言论专制的道路。

　　现存建制内政党里，再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声称自己是代表多数的“人民党”了，马森闹剧更是提前敲响了“红黑组阁”内三大党党魁政治生涯的下课铃。默克尔在宣布辞选党魁的时候说明，自己的决定绝非仓促而成，而是希望“有尊严地离开”。相较于她的几个前任来说，若以这种方式离开，虽然称不上善始善终，但终究还不算狼狈。当年，阿登纳是被党内的反对派“赶走”的，科尔则在联邦选举中败走麦城。默克尔自己宣布，除了不必经历这些窘困以外，还为自己和继任者都赢得了进行交接部署的时间。

　　接班人内定？

　　默克尔在剧变形势中引退，留给继任者巨大的难题，而且很多新难题的答案从以往的经验里并无章可循。比如，自由贸易主义受到了来自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和欧盟内部离心离德、债务危机的多重威胁；德国的“国家市场经济”是要更多国家色彩还是更多市场色彩呢？整体社会的养老金缺口是不是应该通过提高税收来填补呢？

　　在进入默克尔第四任任期以前，德国已经开始进行了解决这类问题的尝试。可惜，几乎所有这些尝试都只不过专注于某一点之上而缺少全局观。以税收为例，关于增税还是减税的讨论旷日持久，却迟迟不能等来一场深刻的税务改革。包括基民盟和社民党在内的建制内传统党派固执于意识形态，坚持自我对话、自我感动的行为方式，使这些社会变革实现政治上的软着陆成为不可能。2017年的联邦选举本来已为执政党敲响警钟，但执政者却依然坚持着以“移民问题”和“安全问题”为导向的单线思维，终于使政局的重大转折以默克尔辞选党魁的方式在所有人都预见却未曾准备好的情况下提前到来。

　　虽然默克尔希望在剩下的时间内相对安静和平稳地完成交接，但 “接班人”的议题也提前浮出水面。在她宣布辞选党魁48小时之内，已经有三个普遍被看好的人选提出将要竞选党魁，分别是现年62岁曾经暂别政坛的弗列德利希・梅尔茨、现年56岁的基民盟秘书长安妮格蕾特・克朗普-卡伦鲍尔和现年39岁的卫生部长闫斯・施潘恩。

　　梅尔茨和施潘恩和默克尔都有“私人恩怨”，两人在立场上同属于基民盟右翼。默克尔的“党权和政权必须集于一人之手”原则，其实就来源于和梅尔茨的过节。2002年，在当选基民盟党魁后，默克尔从梅尔茨手上夺走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一职，又因为遭到梅尔茨的反对，不得不把竞选德国总理的机会让给了后来败给施罗德的时任巴伐利亚州州长施托伊贝尔。梅尔茨在默克尔执政时期被边缘化，自2009年起退出政坛。施潘恩则自难民危机之初就在各个场合对默克尔的政策发表公开批评，以至于党内也有人批评他“走得太远”。

　　梅尔茨和施潘恩的共同点还有他们的亲美立场以及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偏好。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上台，都意味着德美关系会更亲近、德国对欧盟内尤其是正在遭受经济危机的东南欧若干国家的相对疏远、德国的“国家市场经济”里的宏观调控更少以及对默克尔实行的难民及移民政策会有较大幅度的“纠正”。在这两人当中，梅尔茨对施潘恩的主要优势在于施潘恩是同性恋，而施潘恩的优势是比梅尔茨年轻很多。

　　克朗普-卡伦鲍尔迄今为止的最大特点，就是像默克尔，这既反映在她的履历上，也反映在她的立场上。在由政府职位转向党内职位之前，克朗普-卡伦鲍尔在萨尔州勤勤恳恳近20年，几乎坐遍了萨尔州所有的部门部长，可谓“基层经验丰富”。“红黑组阁”成功后，当年走了由基民盟秘书长夺下党魁再夺下总理这一条路的默克尔将克朗普-卡伦鲍尔调至自己身边，被很多人认为是向外界放出“内定接班人”的信号。

　　除了自己党内的喜好之外，基民盟也必须要做出判断：选民们是希望推翻默克尔政策，还是仅仅希望对默克尔的政策做出局部调整呢？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就应该推举克朗普-卡伦鲍尔。

　　而如果梅尔茨或施潘恩当选，就意味着德国选择党将失去他们曾经用来煽动选民的最大标签，即反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从而有被釜底抽薪的风险。而梅尔茨或施潘恩可能带动基民盟重新右转，又会使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社民党重新变得有辨识度起来。

　　诸如基民盟这样的建制内主要党派在战略上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出于极右翼崛起的压力和将包括合作伙伴在内的所有竞争对手比下去的私心，过于急功近利地讨好在社会变革中遭遇阵痛的人群，从而忽略了一个联邦政府最应该扮演的角色：在宏观层面上引领整个社会以更长远的眼光思考和解决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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