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地处黄帝文化圈核心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彭祖、阴康氏的传说在这里口耳相传。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以耀州塔坡遗址为代表的一批上古人类，就在这里繁衍、休养生息。绵绵6000余年的历史铸造成了铜川十一大文化脉系：姜女文化（爱情文化）、佛文化、耀瓷文化、红色文化、军事文化、中医文化、避暑文化、书法文化、清廉文化、文正文化、史学文化等十多项文化脉系，内涵博大精深，风格丰富多彩。

 

 

       姜女文化（爱情文化）。铜川是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故事《孟姜女》的发生地，相传秦时铜川地区孟家原有女孟姜女，其夫范喜良被强征修筑长城。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千百年来，孟姜女的爱情故事在中华文化圈广为流传。今在铜川仍然保存有姜女祠和孟家原，姜女故事在铜川口耳相传，脍炙人口。以孟姜女为代表的姜女文化，表现出中华广大劳动人民对于爱情的美好理想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佛文化。铜川佛教文化底蕴深厚，以大香山和药王山南庵佛教遗址为代表的佛文化是铜川地域文化中的代表文化。两处佛教文化，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南北朝时期中原纷乱、胡汉融合大背景下佛教在铜川地区一枝独秀的发展世态。香山寺始建于符秦，兴盛于姚秦，隋唐时尤为兴盛，迄今1600多年。是国内著名的佛都圣地，被誉为全国八小佛教名山。宋雍熙年间建设“圣果院”于中峰，清嘉庆二十三年重修禅院，始称“香山寺”。相传妙善公主于此修身成佛(即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素有“北香山，南普陀”的盛名。

 

 

       耀瓷文化。在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中，铜川地区的耀州瓷可以算是一座中华文化丰碑。从塔坡遗址的陶片开始，以至后来的唐三彩、耀州青瓷，无不显示了古代铜川地区陶瓷业的辉煌璀璨。黄堡镇耀州窑为中国陶瓷史上六大名窑之一。其刻花青瓷誉为宋代青瓷之冠，选为“贡瓷”，兴销国内海外。金、元时期，玉华宫、上店、立地坡、陈炉镇诸窑场，相继兴起，承袭耀州窑传统工艺，先后烧造1400余年。

       红色文化。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西北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横跨陕甘两省十四个县，面积数万平方公里，照金地区留有薛家寨、红军洞、陈家坡会议旧址等大量革命遗址。目前，照金为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国防教育基地和国家级丹霞地质公园。

 

 

       军事文化。铜川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作为关中、陕北之间的天然门户，进可入关中平原，退可凭岔口、金锁关以险据守。战国时期，铜川处于秦、魏两国交界地带，数百年间，见证了一个西部诸侯国的崛起过程，位于宜君县的战国魏长城，为这段历史留下了最好的见证。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新军，在铜川境内一带进行训练。著名军事家王翦祖孙经曾在耀州东边的宝鉴山-将军山一带为秦王常年练兵，至今在耀州东部地区关于王翦将军的传说依旧口耳相传，而将军山、宝鉴山的命名均与王翦有一定的关系。西汉时，作为北击匈奴的必经之地，铜川既发挥了战略要地的关键作用，又是汉军铸造兵器的大本营。因此，汉王朝在耀州设立殳羽县。殳为兵器，羽为祈祷、礼仪。大概因古代士兵每临大战前，将士们会手执兵器祈祷胜利，祭拜兵器之神，而形成了殳羽崇拜，并因此形成了殳羽神、殳羽庙。据史料记载，直到明代，在今耀州五台村河东堡一带，依然保留有古代殳羽庙遗址。兵器崇拜，也为铜川文化增添了特殊的魅力。隋炀帝曾经巡游铜川照金地区，身穿锦衣绣袍，雨后映照金光，曰：“日照锦衣，遍地似金，此地应为照金。”故得名照金至今。

       中医文化。铜川地处黄帝文化圈核心区，是中医养生岐黄文化发源地区之一。华夏始祖轩辕黄帝的古桥国疆域，囊括了现今铜川市全境。轩辕黄帝及其重要助手岐伯完成了中医史上的源头著作《黄帝内经》，为铜川留下了中华医药学的最早记录。上古养生祖师彭祖，晚年归隐铜川宜君彭镇。彭祖的养生理论也为铜川中医养生贡献了诸多增益理论。至隋唐时，铜川籍名名人一代药王孙思邈，不仅在医学上建树颇多，更对铜川自黄帝、彭祖以来的养生理论家进行了集中整理。据有关资料记载，孙思邈一生共著作 70余部，流传下来30多部（含托名之作），其代表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唐以前医学研究成果之大成，融自己行医实践之体会，收方剂8200余首，成为临床医学的百科全书。晚年，孙思邈隐居的罄玉山（今药王山）被誉为“中国医药保健第一山”。
 

 

 

       避暑文化。铜川自古以来就是关中帝王的避暑城。在铜川境内，古代帝王留下了大量离宫别馆。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帝在耀州建立殳羽宫。次年，凤凰集殳羽北原(今塔坡原)，因建步寿宫于此。后来，塔坡原也得名步寿原。前秦王朝统治关中时，在鹳雀谷（今岔口）以东药王山南庵一带建有离宫别馆，作为皇帝避暑行宫。药王山南庵的这些离宫别馆，后来成为南北朝时铜川佛教的一个重要传播地。唐时，在铜川建立了避暑行宫玉华宫，唐初三代帝王多次在此避暑。后来，西游天竺的著名高僧玄奘法师在此译经弘法、创立佛教法相宗。

        书法（碑刻）文化。铜川全市共发现碑碣、墓志、石窟寺、摩崖造像、题刻、经幢、石雕800余石（龛）。其中药王山近百通北魏造像碑及医方碑、书艺碑。宜君数十处北魏石窟，玉华宫“金刚佛座”、“佛足印石”，郊区的“陀螺尼经幢”等，是研究我国文字、书法、绘画、历史、宗教、民族、医药、建筑、雕刻等科学艺术发展进化的瑰宝。特别是药王山碑林所藏的佛道教造像碑是代表了魏碑书法的最高成就。比如，北魏《姚伯多兄弟造像题记》《杨嫚黑造像题记》、西魏《黄门侍郎造像题记》、北周《辅兰德造像题记》《田园族造像题记》等作品的笔画、结体、章法，集中体现了北朝关中地区魏碑书法的“平画宽结”的特点，这些造像题记书法反映了魏碑书法在关中地区北朝时期的发展变化历程，也是该时期关中地区少数民族在汉化过程中文化水平提高的明证。铜川魏碑书法与同时期的“洛阳魏碑”共同造就了中国书法史上的魏碑特色。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博采前代众家之长，在书法上大有造诣，创造了“浑厚中见锋利，严谨中见开阔”的“柳体”书法艺术。同时，通过创作，他又提出了“心正笔正”的书法创作观，通过艺术理论对耀州这方水土的人性智慧进行了特别的诠释。

 

 

        清廉文化。西晋玄学家傅玄，早在数千年前，就开始思索人生、社会的价值。傅玄为官清廉，无欲积俭，曾为晋武帝提出经世治国五条政见成为历代流传的千古佳话。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党争也是中国古代最为强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铜川产生了大批对社会政治生活很有积极看法的文人志士。从最初的左氏世家，到后来相继编印《耀州志》的张琏、乔世宁，以及东林党时期的王图兄弟，还有执法刚正的文养浩、直言敢谏的辛志登、性情刚直的宋师襄……都为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贡献了独具特色的“智慧清廉”。

       文正（范仲淹）文化。北宋庆历三年(1043)，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范仲淹联合欧阳修、富弼向仁宗赵祯提议新政改革，遭保守势力陷害，被降为户部员外郎，贬至陕西耀州(今耀县)任知州。贬居耀州期间他隐居步寿原南坡台神德寺书院(当时叫陕西按察司提督学堂)。期间，写下了著名的《耀州谢上表》，愤慨地说:“腹虑内应之患，发于边城，反间之言，行于中国……百忧俱在!”他被贬往耀州前曾率兵镇守延州(今延安)，抵御了西夏侵扰。据传，宋代“杨家将”杨文广也是在范仲淹在耀接收门徒，杨从广向范仲淹求教了兵书、文学诸多才学。至今，杨文广访耀州的故事仍在耀州、宜君等地多有流传。后范仲淹同僚富弼晋升宰相，来耀州重修神德寺书院，并正名为范文正公书院。明代耀州人，在城内修建了十分壮观的范文正公祠，门柱上挂有金字黑联，系他当年给杨文广赠诗中的两句:“六丈圣人津樑后学，五尺童子模范前徽”。

 

 

       史学文化。铜川是座有历史的城市，也是一座生产史学家的城市。铜川的多位先贤名人都与史学结下了不解情缘。晋耀州人傅玄曾经参与撰著《魏书》，唐代令狐一门出现数位史学家，同时期华原柳氏也有史学家出现，至明清，更是相继产生四部耀州志，成为中国古代方志史的一朵奇葩，也为耀州保存了相当重要的文史资料。唐代令狐德棻一生经通史学，参与了二十四中唐朝修撰的大部分史书的编撰工作，他的许多史学编撰理论为后代史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张链《耀州志》2卷、李廷宝《耀州志》12卷、汪灏《续耀州志》11卷、陈仕林《耀州志》10卷为血多博物馆保存，也成为当代人研究古代耀州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记者/续炳义，江苏大学特聘教授、四川省侨联文促会副会长兼文化产业专委会主任、江苏省侨联文促会副会长兼国际传播专委会主任、海南省侨联特聘专家、国际华文媒体联盟主席、国际文化产业智库主席、马来西亚海内外传媒集团主席、海内外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