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这个名字比较熟悉也令人向往，因为重庆是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是历史文化名城、巴渝文化发祥地，国家战略大后方中心、长江上游商贸中心和开放口岸、是红岩精神发源地、巴渝文化和三峡文化创造地，抗战期间中国的陪都更令人记忆尤深，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重庆作为直辖市应运而生，重庆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2023年来重庆采访走进了渝中区、城口县和万州区，渝中区印象最深的是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城口县处在深山之中，主要体现的是乡村振兴，万州感觉是工业发展。这次到重庆采访原来的主题是弘扬新时代嘉庚精神采访行的第二站，是前段时间福建采访行的延续，因为抗战期间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募集资金支援抗战，当他1940年进入陪都重庆时看到了国民政府的排场和腐败，他就计划去各地走走看看，他在重庆拜访了叶剑英、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叶剑英、董必武等人建议陈嘉庚先生去延安看看，陈嘉庚表示可以去延安，后陈嘉庚先生当面告知蒋介石想去西安和延安都看看，蒋介石听后大骂共产党，说了不少共产党的坏话，当陈嘉庚先生到西安后受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接待并介绍了延安和八路军的情况，后来陈嘉庚先生在延安各地看了九天，感触良多印象颇深，毛泽东的一顿饭加深了对共产党的理解和人民领袖的认识，回到重庆后，陈嘉庚先生明确提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并在回南洋的途中缅甸以“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所以说重庆是陈嘉庚先生的思维转变地，正因为如此，中国侨联把重庆作为“弘扬新时代嘉庚精神”系列采访行的第二站，追寻着嘉庚足迹，寻觅浓缩在重庆的嘉庚精神。
       1940年7月24日，陈嘉庚在重庆大学礼堂的舞台上发表演说：到延安八九天，所见所闻与原来所听说的大相径庭，那里并没有实行‘共产共妻’制度，社会风气及治安秩序良好，这些都是据实而言，并无虚假浮夸……，在《新华日报》总馆旧址，讲解员站在一张1940年7月26日出版的报纸前向海外华文媒体代表讲解道，这篇演讲在国统区引起不小的轰动，从那时起，陈嘉庚先生与蒋介石、国民党公开决裂，开始了和毛泽东、共产党的延续至他生命终止的深厚友谊。

 

       在重庆首先寻觅嘉庚足迹的地方是在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采访团团长、中国侨联信息传播部左志强部长专门在有陈嘉庚先生照片的地方向大家介绍了陈嘉庚先生，讲了中国民主党派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特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依托民盟元老鲜英的公馆特园建立，特园是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活动的重要场所，中国民主同盟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诞生地，中共中央南方局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见证。今年4月29日，全新开放的陈列馆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包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八个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展厅，以图文和文物实物叙事，声光电多手段呈现，展出历史图片1300余幅、文物实物2200余件（套），全面反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孕育、形成、发展到完善，以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统一战线广大成员携手奋进、共谋复兴的伟大历程。在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专设涉侨版块展陈内容；同时，展出了陈嘉庚先生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的合影。
       重庆渝中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实践地，也是民主党派的重要发祥地，是政治协商诞生地，是统战文化资源富集地。2024海外华文媒体重庆采访团一行首先来到位于上清寺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重温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风雨同舟、携手共进的伟大历程。在相关涉侨展厅中，展出了陈嘉庚先生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合影等珍贵史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追溯着陈嘉庚先生在重庆的那段历史。在波澜壮阔的近代史上，渝中是充满了红色记忆的英雄之城，孕育了伟大的红岩精神。以“红色三岩”为主的一座座建筑和旧址，承载着革命的红色荣光。在化龙桥虎头岩村一处僻静之地，曾经“藏着”一群“笔尖战士”，他们以纸为枪，以笔为弹，宣传着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传播着先进思想文化，动员全民族抗战，这里就是新华日报总馆旧址。《新华日报》作为党的喉舌，在当时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特别是1940年7月26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全文刊载了陈嘉庚先生从延安回到重庆后慷慨激昂的演讲。演讲的内容《西北之观感》通过报刊的发行，进一步地点燃了海内外侨胞支持抗日的民族感情，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大量公开和秘密工作，推动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和地方实力派，广泛团结海外和港澳侨胞，不断筑牢全民族抗战根基。1940年，陈嘉庚等自仰光乘机，经腊戍、昆明到重庆珊瑚坝机场。在渝期间，叶剑英、林祖涵、邓颖超纷纷邀请陈嘉庚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茶话会，到者百余人，秦邦宪、叶挺亦在座。当时茶话会的地址就是今天的红岩村。红岩博物馆作为革命历史的见证，承载着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那些陈旧的用品、泛黄的文件、模糊的照片等一系列老物件，都仿佛在诉说着那段艰苦卓绝、团结进步的革命岁月。采访团成员表示“这次采访让我感受到了渝中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我们一定全力宣传好渝中、推介好渝中，让更多人发现渝中。”今年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陈嘉庚是华侨史上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活动于一身的典范，毛泽东曾热情地称誉其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一行五十余人抵达重庆。在渝期间，陈嘉庚到访重庆多地，留下许多足迹。最为重要的是，受中共领导人的动员和影响，陈嘉庚先生从重庆启程前往延安考察，之后又回到重庆，并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论断，带领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积极支持中共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为抗战事业慷慨解囊、前后捐助1000万余元用以支持抗战事业的爱国华侨代表陈嘉庚先生，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而作为被国民政府视为“财神爷”的他，在抵达重庆之后，收到了蒋介石的超高规格接待。但隆重的欢迎仪式，以及接连不断的大小宴会，却让陈嘉庚先生感到愈发不快，甚至到了最后他是既愤怒又失望。带着这种情绪，陈嘉庚先生本想结束此次行程，但来自延安的一份邀请，不仅使他改变了主意，同时，也让担忧“救国未有其人”的他，坚定的相信，救国者，唯有“共产党人物”。延安之行，是如何使陈嘉庚先生改变了看法？这就得从他在重庆的见闻说起。

       1940年3月25日，陈嘉庚先生几经周转抵达重庆，而对于这门一位“财神爷”的到来，重庆方面做足了准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包括如何欢迎、接待陈嘉庚先生，均按照最高规格进行。不仅有千余人的欢迎团在机场迎接，同时，接下来的一系列行程，蒋介石都安排的极为精细。精细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衣食住行都是无比奢华。当然，单纯就接待规格来讲，重庆方面确实做的极为到位，但饶是如此，却让陈嘉庚先生感到十分不舒服。不舒服的原因，是他没想到，此时祖国正在抗战，可他却在重庆看到的是歌舞升平，宴会那是一场接着一场，各种珍馐美味琳琅满目，这与他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要知道，此时侵略者正在祖国大地上肆虐，不知道有多少百姓挣扎在战火之中，但国民党的大员们仿佛对此视若无睹，依旧肆无忌惮的吃喝玩乐。最让他惊讶的是，在他有一次参加一个宴会时，宴会举办的场所富丽堂皇到让他也感到奢华，而随后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几乎能与皇宫媲美的场所，只不过是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会所之一。一系列见闻，让陈嘉庚先生极为失望，他所看到的，都是国民党大员无比奢侈的生活，更看到了不少这些大员们假公济私。徇私舞弊之事。这与他想象之中的情形，完全是天差地别。失望之余，陈嘉庚先生更多的是愤怒，当时他就对身边的人说，“这些国民党的高官，一个个贪污腐化，如何能当中国的就行，照这么下去，国家前途堪忧啊”。与此同时，陈嘉庚先生也有了深深的担忧，他觉得，“救国，未有其人”。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本质后，失望的陈嘉庚先生，本想就此结束行程，但一封来自延安的邀请，让他暂时打消了主意。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初期，因受到了多种原因的限制，我党在统战事业上相对比较薄弱，尤其是在团结陈嘉庚先生这样的爱国华侨方面更是如此。加上国民党刻意的宣传抹黑，就造成了不少爱国华侨对我党印象一般。而在得知陈嘉庚先生回国一事后，党中央就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以正视听”的机会，如果能让陈嘉庚先生来一趟延安，那么不仅能让我党与海外侨胞有直接接触，更会通过这个机会，让爱国侨胞对我党有所了解。所以，中央就指示在重庆的董必武、叶剑英等人，要求他们务必想办法请陈嘉庚先生来一次延安。指示内容很简单，但做起来却相当不容易，为了让陈嘉庚先生同意来延安，董必武、叶剑英亲自上门拜访，期间叶剑英还当起了“解说员”，对陈嘉庚先生提出的所有疑问，耐心细致的进行了回答。多次沟通之后，陈嘉庚先生算是对我党有了初步的了解，也口头上答应可以去一趟看看，但正所谓耳听为虚，虽说陈嘉庚先生口头上是答应了要去延安，但并不代表他就对我党的印象有了改观。并且，当时的蒋介石，在得知陈嘉庚先生有去延安的想法后，千方百计的进行了阻挠。他不惜亲自游说，目的就是阻止陈嘉庚先生此行的达成，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越是阻扰，反而让陈嘉庚先生越发好奇，继而坚定了去一趟看看的想法。最终，在冲破多重阻力之后，陈嘉庚先生在当年的5月底，终于来到了延安。相比于他初到重庆时盛大的欢迎场面来说，延安这边虽说也有欢迎，但却“寒酸”的多，没有大规模的军乐队，更没有数不清的小汽车，只有军民举着小旗帜、打着横幅在欢迎他的到来。但就是如此“寒酸”的欢迎仪式，却让陈嘉庚先生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什么东西的？就是精气神儿，他在列队欢迎他的军民脸上和眼中，看到了坚定、自信，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妇女儿童以及战士，大家的眼中，充满了自信的光芒。
之所以这种光芒会让陈嘉庚先生感到惊讶，是因为进入近代以来，祖国人民饱受战火摧残，人人为了活下去疲于奔波，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什么精气神儿存在？包括他在重庆时，看到的一些普通百姓，都是给人一种浑浑噩噩的感觉，但他到了延安，却看到了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正是这个惊讶，让陈嘉庚先生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陈嘉庚先生的思想转变起因于重庆，正是这次重庆之行，让陈嘉庚先生开始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决裂，并开始对毛泽东、共产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份深厚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他生命终止。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刻，无论国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还是农民和商人，甚至是海外的华人，都以各自的方式投身于这场抗日救亡的热潮。此时，已年过花甲的陈嘉庚先生，仍然全力以赴，为抗日救国的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多次组织“海外华人救国总会”，积极鼓励海外华人捐款，同时大力支持购买国债。
       陈嘉庚是一位深深热爱祖国的华人领袖，他深知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并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抗战事业。他与国民党断绝联系，亲自组织了一支司机队伍，将宝贵的物资送往前线。尽管他已经年过六旬，但心中始终挂念着祖国的百姓。为此，他决定成立一个海外华侨考察团，邀请南洋众多华侨参与。
       1939年冬天，考察团的第一站定为重庆，他们希望了解当地百姓的生活状况。 经过一年的筹备，考察团终于组建完毕，成员包括五十名海外华侨。他们带着对祖国的深深关切，踏上了前往重庆的旅程。重庆是国民党的地盘，国民党对此事十分重视，派出了多名高级军官前去迎接。陈嘉庚的飞机顺利降落到了机场，眼前的景象令他心情复杂。五千米的欢送队伍，洋溢着热情，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光鲜亮丽的妇女们，手捧鲜花，笑容满面。但这一切背后，是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大半个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底层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老蒋拨款八万元，势必要将欢迎仪式搞得十分隆重有派头，但这一切在陈嘉庚看来，都是荒谬的。接下来的盛大宴会更是让他目瞪口呆，让他感叹国家的现状与眼前景象的反差。在宴会中，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们推杯换盏，自夸自擂，让陈嘉庚等人都感到十分尴尬。他们只是简单地吃了一点，对国民党军官们的交谈毫无兴趣。回到会所后，陈嘉庚等人决定自行承担全部费用，以便与国民党断绝联系。这一刻，陈嘉庚才认识到，自己曾经信赖的国民党如此不可靠，错付了他们的信任。他想，看着这些国民党将领的举止，内部腐败的程度可见一斑。他曾为国民党筹集善款，却不知这些钱是否真的用在了抗日和帮助普通民众上。然而，陈嘉庚也感激这次回国考察，因为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及时止损。
       陈嘉庚早年在福建集美社区生活，家庭条件优渥。在私塾里学习四书五经的他，深知这些知识并没有太大用处。于是，他在17岁时去了南洋，跟随父亲学习经商。1893年，父亲给了他2000银元让他结婚做生意，但陈嘉庚却决定将所有的钱投入到学校建设中。看着崭新的学校拔地而起，他心满意足。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一生中建设了近120所学校，包括幼儿园、大学和职业学校。
       陈嘉庚，一位充满激情的创业家和慈善家，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新加坡的橡胶大亨。1918年，他毅然决定投资厦门大学的建设，然而，三年后，这所大学遭到了飞机的猛烈轰炸。他毫不犹豫地卖掉了自己的财产，再次开始建设厦门大学。在此期间，许多外资集团企图高价收购他的企业，但条件是要他停止办学和捐款。然而，陈嘉庚坚决拒绝了这些提议。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始终致力于教育和慈善事业。 1940年，陈嘉庚离开重庆，不顾老蒋等人的威胁和劝告，来到了延安进行实地考察。这次的经历与他在重庆的经历截然不同。接待他的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穿着质朴，精神饱满，热情洋溢。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也并非西装革履，他们的军装虽然已经很旧，但却干净整洁，不失体面。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延安度过了他毕生难忘的9天。此间，他不顾67岁高龄，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悉心进行考察研究，拜会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并与财政、公安、司法各界负责人进行多次深入交谈，参观女子大学、抗大第三分校、延安新市场及安塞铁工厂、印刷厂，广泛接触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及归侨男女青年，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会和欢送会。通过这些活动与接触，他眼界大开，展现在他面前的原来是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神奇世界。6月1日下午，陈嘉庚去杨家岭赴毛泽东之约。陈嘉庚对共产党进行反摩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毛泽东耐心地向他解释：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对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以适当的还击，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党派和团体的地位，不敢轻易同日本妥协，不敢轻易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还会横遭摧残，统一战线也将破裂，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因此，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次日午饭时，朱德向他介绍了八路军英勇作战及国民党顽固派包围陕甘宁边区、制造两党摩擦的情况。此后，毛泽东又和陈嘉庚进行了多次交谈。4日下午，他们在考察团住处延安交际处一直谈到晚上10点。
       陈嘉庚在重庆时，常听说陕北延安等地，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即被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重重封锁，使他对这些说法将信将疑。有天午饭后，陈嘉庚到延安新市场散步，看到路两边有许多商店。人们告诉他，这些店大多是私人开的，陈不相信。后来他问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这些商店每家有多少资本？要抽多少税？”南汉宸回答说：“资本有多有少。多的10万、20万，少的数十元、上百元。我们支持本地商人和外面商人在边区做生意，对他们办的商店抽税很轻很少。”陈又问：“对农民怎样抽税呢？”南答：“这要根据收成好坏来定。每季收入超过400斤的每百斤抽几斤交税，不到400斤的就免交。”这样，陈嘉庚才逐渐改变了原来认为共产党“有产必共”的看法。陈嘉庚很喜欢和学生交谈，对华侨或闽南籍学生所言多深信不疑。一次，他们谈到边区实行民主政治，老百姓自己选举村长、乡长和县长，陈嘉庚提出疑问：“老百姓不识字的多，不会写自己想选的人的名字，怎么选举呢？”同学们告诉他：“开选举大会时，候选人都背对群众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每个人身后放一个碗，候选人看不见老百姓选了谁。监选人按应选出的名额给每个选民发几粒豆子，选民把豆子放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的碗里。最后，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了。这就是无记名投票。”陈嘉庚听后不禁哈哈大笑，他风趣地称之为“豆子选举”，认为它体现了共产党办事公道、真正民主的良好作风。这次经历使陈嘉庚深深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的诚意和精神，他更加坚定了支持共产党的决心。周恩来热情接见海外华侨陈嘉庚等人，毛主席住在简陋的延安窑洞，席间拼凑出高低不齐的椅子让大家都坐下。毛主席亲切地和陈嘉庚等人交谈国内抗战的真实形势，请求援助，得到积极回应。陈嘉庚认识到共产党才是抗日救亡的队伍，此后与他们关系密切，将财产交给共产党，支持他们抗日救国。用餐地点在一个大院，圆桌上铺着几张白色大纸，微风吹过，桌布随风飘落，领导人们笑称“连桌布都省了”。共产党人的幽默让陈嘉庚等人开怀大笑，虽然席间没有山珍海味，但他们非常满意，考察圆满结束。

 

 

       访问延安是陈嘉庚政治生活发生根本转折的契机，也是他生命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在此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对共产党不甚了解。然而，他为人正直，尊重事实，勇于接受真理，仅9天的延安之行，“实为别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他的认识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共产党由怀疑转为同情和信任。陈嘉庚对延安和中国共产党得出以下结论：一、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统区那样捐税多如牛毛；二、领导人廉洁，他们的工资标准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照；三、没有乞丐、妓女和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民不聊生；四、领导人与人民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等级森严；五、社会治安好；六、男女关系严肃；七、朴素成风；八、民主风气好，县长是民选的。正如后来他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中所写的那样：“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怀着“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心情，陈嘉庚离延之后热情地向国内外宣传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宣传陕甘宁边区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救国的诚恳态度和英明政策。“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走一路宣传一路。一个无党派爱国老人的公道话，使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大后方人民耳目一新，受到极大鼓舞。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42年免去他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职务，特务分子不断袭扰他，使他不得不在爪哇岛隐姓埋名达10年之久。正是这种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使他终于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突袭占领了新加坡。日本人知道陈嘉庚先生以坚决反日著称，便在新加坡全城乃至印度尼西亚大肆搜捕。嘉庚先生十分机智冷静，在朋友和华侨的掩护下先后藏身于苏门答腊和爪哇岛，指挥南洋华侨坚持抗敌斗争，直至迎来抗战胜利。1945年10月6日，陈嘉庚先生结束流亡生活回到新加坡。陈先生是华侨衷心拥戴的领袖，他的安全归来令众华侨为之欢呼。10月21日，新加坡500个华侨社团联合举行大会，欢迎陈嘉庚先生安全回到新加坡。陈嘉庚安全返回新加坡的消息传到重庆后，关心他的人们奔走相告。在抗战期间，陈嘉庚曾于1940年率团回国慰问考察，他在重庆期间，其言其行，洋溢着爱国爱民的炽热情怀，深为重庆各界所钦佩。在重庆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校友会、福建同乡会等十个团体共同联合发起，决定在当年的11月18日举行“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地点是重庆大学。从11月12日至17日，大会在重庆的几家大报上连续登载了启事，告知这一消息，各方人士获悉后都主动前往参加。大会致电陈嘉庚说：“暴敌投降，公莅星岛，消息传来，万众腾欢。顷由十团体发起庆祝大会，本月十八日举行，贺词满壁，到者盈门。会上公决，奉电致敬，祝公康强，为国宣力，和平永奠，端赖老成，盼赋归欤，群情所企，海天万里，无任神驰。谨电奉闻，诸维垂察。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叩（印）”。大会贺词中所说的“贺词满壁，到者盈门”完全是真实的记述，与会者多达500余人，他们全部是自发参加大会的。大会主席为邵力子，到会者包括国民党人张治中等，共产党员张兆汉、陈乃昌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柳亚子、陶行知、郭沫若、曹孟君、李公朴、史良等，归国华侨潘国渠、庄明理、黄其华等。当时仍在重庆谈判的国共两党高级代表成员，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大会。共产党代表团以赠送条幅、对联的方式向大会表示祝贺。当时，毛泽东送给大会一幅单条，上面写着：“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八个字铸成了伟大嘉庚精神的核心。时隔39年后，1984年，来到厦门视察的邓小平，也欣然命笔，用同一评价为陈嘉庚题词。
       大会召开的当天，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第三版上，许涤新在党的指示下发表了《为中国志庆——庆祝陈嘉庚安全》一文，开篇指出“陈嘉庚是华侨的光辉的旗帜”，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八字题词的核心组成部分，《新华日报》一直在国统区公开发行，这篇文章及时配合大会的召开，意义深远。
       今天，我们追寻嘉庚足迹，重温嘉庚事迹，虽然过去了八十多年，在重庆这片红色热土上，“嘉庚精神”依然闪烁。海外华文媒体如何宣传嘉庚事迹，如何弘扬嘉庚精神，如何以嘉庚为榜样，做好新时代的“嘉庚人”，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祖籍国和居住国的建设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倾其所有，全心全意、竭尽全力。（记者/续炳义，江苏大学特聘教授、四川省侨联文促会副会长兼文化产业专委会主任、江苏省侨联文促会副会长兼国际传播专委会主任、海南省侨联特聘专家、国际华文媒体联盟主席、国际文化产业智库主席、马来西亚海内外传媒集团主席、海内外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