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沉潜于文学世界的芮城籍诗人。他说：“写诗的人都知道，要找到自己的声音是多么的不容易。”为了找到自己的诗学之路，诗人、翻译家杨铁军，辗转求学于运城、北京，最后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继续深造，在那里学习工作了20多年，又返回芮城，兜了一大圈。

　　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外国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不断拓宽国内读者的文学边界，让读者得以领略世界文学的魅力。他用极富表现力的语言，赋予原作以穿透时空的生命力及艺术感染力。他先后出版了十余部文学著作，其中包括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获得深圳读书月2019年度十大好书奖）。

　　记者：杨老师您好，很荣幸有机会采访您。您从事翻译工作这些年，有十余部译作，您的《奥麦罗斯》翻译为国内的首译本，此次凭借它获得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您能谈谈是什么样的契机，打动了您，促使您去翻译《奥麦罗斯》这部“谜一样的文本”，它距今已有三十二年，并且来自一个并不为人熟知的国家。

　　杨铁军：迄今为止，我翻译的都是那些我认为可以从中学到东西的书。《奥麦罗斯》这本书挑战性太大，所以我一开始有点畏难情绪，拒绝了编辑的邀约，但最后我还是签了合同，因为挑战难度大即意味着可以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奥麦罗斯》在国内以晦涩艰难著称，但我发现其实原文并不难理解，可能是因为其名头太响，大家在尚未了解的时候，对其充满了神秘的想象吧。

　　圣卢西亚是个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岛国，但《奥麦罗斯》的作者沃尔科特是英语世界里非常知名的大诗人。沃尔科特常年在美国的波士顿大学教书，与他过从甚密的朋友包括爱尔兰诗人希尼、俄裔美国作家布罗茨基。三个人先后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希尼和布罗茨基对沃尔科特都有极高的评价。他的诗肯定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翻译他这本书肯定会获得一些启发。所以如果说翻译《奥麦罗斯》的初心，就是挑战自己，学到更多东西，那么我觉得这个目的也达到了。

　　记者：您的翻译成果品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与翻译界的一致认可，您的经验对青年学者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奥麦罗斯》作者沃尔科特在构建文学世界时将自己比拟为“第二亚当”，作为一名专业翻译人士，在翻译该书时如何结合您的翻译经验，把握沃尔科特的理念？

　　杨铁军：这个“亚当”的意思沃尔科特在很多地方表达过。在他看来，加勒比海地区是个没有历史的地方，一个人拿起斧头，并不是单纯地拿起了斧头，而是具有象征意义，因为你是第一个使用斧头的人。就好像伊甸园里的亚当，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原初的。

　　如果没有历史，没有悠久的文学传统，那么一个作家面对的就是一张白纸，往上面写字，就好像在写《圣经》。一方面，这件事非常困难，因为没有可以效仿的榜样；但反过来讲，没有深厚传统的巨大负担，一个作家反而具有最大的自由度。

　　沃尔科特在《奥麦罗斯》中把加勒比海比作一个重新发明斧头的地方。如果从“别处”的角度来看，一切都不是新鲜的，但从“此处”，也就是加勒比海的角度来看，一切又都是新鲜的，好像远古人类脱口而出“啊”，语言诞生的那一刻，世界充满了大写的惊奇。

　　但是沃尔科特并没有停留在那一刻，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现代人，长时间生活在西方文明的“中心地带”。沃尔科特在诗中用加勒比海做舞台，重新演绎了古希腊的史诗。把“原始”的加勒比海的当下，和高度文明的西方的历史，置于同一个时空，两者平行交错，意义互相渗透，是全书的张力所在。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诗歌？是什么样的机遇，让您开始翻译诗歌作品？您认为这部《奥麦罗斯》对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您翻译生涯的意义是怎样的？

　　杨铁军：大约是大学二年级吧，有一天我们班同学去八达岭游玩，看长城内外莽莽苍苍，非常震撼，回校后，一气呵成写下第一首诗。坦白说，此前我更偏爱小说。我也说不清当时为什么忽然写了那么一首诗，只不过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了。

　　我真正开始翻译是在美国工作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保持着睡前阅读的习惯，迷上了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集，读了几个月到半年，忍不住翻译了几首，发在网上。北大葡语系的老师闵雪飞推荐给上海九久文化的编辑何家炜，他约我翻译一个弗罗斯特的选集。从那儿之后，一部接着一部，也是“一发而不可收”了。

　　《奥麦罗斯》肯定是一部总结性、集大成的作品，沃尔科特一生的磨炼和准备都在其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呈现。这部作品也确实为他带来了广泛的好评，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翻译这部作品，因为反复修订，如琢如磨，极大地提高了我对语言的把握度，间接地提高了自身的写作水平，这也达到了我翻译之初所怀抱的学习的目的。

　　记者：就您个人经历而言，您青年时离开家乡芮城，从北京到美国，又回归家乡，您的人生历程颇有现代“奥德修斯”式的意味，这样的经历对您本人理解乃至翻译《奥麦罗斯》都有什么样的影响？（注：奥德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是《荷马史诗》其一《奥德赛》的主角，曾参加特洛伊战争，献计攻克了顽抗十年的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他在海上漂流十年，经历无数艰难险阻终于返回故乡，与妻儿团聚）

　　杨铁军：我从来没想到过用“奥德修斯”来形容我个人的“漂泊”生涯，这个形容很有意思，我觉得你很敏锐地把握到了我的写作生涯的一个我都没有意识到的维度。当然了，一个现代人，不可能是奥德修斯，他没有那么多诡计，也没有奥德修斯的武力。一个现代人甚至无法像奥德修斯那样，把“回到家乡”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但是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到，我在冥冥之中实现了回家的夙愿。

　　我虽然在美国待了二十多年，但从来没感觉到那是我的家。最初，我在爱荷华，每天去上学走过一座小桥，下面是清澈的流水，风景非常漂亮，但是我似乎有一种强迫症，每次走到那座桥上，或走在河的岸边，都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一切都和我没关系。后来我去了亚特兰大，有了自己的房子，但什么像样的家具都没置办，家徒四壁，因为我总觉得我只是暂时在这里停留，很快就要离开的，不知不觉中便过了那么多年。似乎被海妖的歌声定住似的，在喀耳刻的海岛上无知无识地逗留。

　　记者：在您眼中，家乡芮城是您艺术生涯中从未偏离的“加勒比海”吗？您从这里有汲取到希望和力量吗？（注：“加勒比海”是作者沃尔科特创作《奥麦罗斯》的大背景）

　　杨铁军：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充满了叛逆，想走得越远越好。这个不光是从地理上的距离来讲的，也是从文化上的距离来讲的。我们抛弃了很多东西，去追求一个远方。年龄渐长，才认识到自己的根，自己的“加勒比海”。从一方面讲，家乡对我的意义，和对沃尔科特的意义，是一样的，在我们的思考框架里，自己的文化时时刻刻处于一种和西方的对立、并置关系之中。跟沃尔科特类似，我也有在美国长期生活的经历，我对美国的历史所持的态度和沃尔科特也很类似。但从另一方面讲，沃尔科特很早就意识到故乡在自己诗学中的位置，而我认识到这点已经是很后来了，这个不光是个人认识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我们文化的认识的问题。但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接受，而且我觉得只要我还能感受到故乡的力量，那么希望从来都没有泯灭。

　　记者：我们现在强调文化自信，推崇优秀文化走出去。从翻译学角度来说，在您看来，中华文化应该怎么走出去，外来文化又要怎么走进来，在跨文化交流方面，译介在其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杨铁军：我可能是个典型的山西人。我们擅长的是做好自己，做最好的自己，相信只要做到这点，那么不用我们刻意走出去，我们就已经“走出去”了。

　　我们中华文化其实是个好奇的文化。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保持了对外界强烈的兴趣。在中国文化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大规模的译介活动，比如佛经的译介等等，我们的文化因此保持了最强大的生命力。从这点来看，翻译不是一个狭窄意义上的好奇心的满足，而是保持文化自信的基础。

　　但我完全赞同在立足自己的前提下主动走出去。打破传统的关系模式，在不断探索中，和其他文化形成新的对话关系。中国文化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中才能“其命维新”。
 

　　记者：您是运城地区1988年高考文科总分第一名，走进了北大中文系，1995年取得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硕士学位，又赴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后退学从事软件咨询开发工作。纵观您的学生及学术生涯，像您这样的“学霸”级人物，有什么样的学习心得可以分享给现时的青少年学子？

　　杨铁军：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能考那么好，我高中期间看了大量的闲书，也没有像有些同学那样，熄灯之后还点着蜡烛自习。现在回想，可能最大的原因在于，那时候心思单纯，做什么都能心无旁骛，很快就能把注意力聚焦到书本上吧。其实也没有什么诀窍，就是该学的学，该懂的懂，课本上的所有东西都不放过，跟着教学进度就行。所有的学业都必须经过你的脑子，如果你没及时搞懂，放弃了，那么很可能就会形成恶性循环，需要花费更大的努力才能赶上来。如果课堂或课本上所有的东西你都及时搞懂，不放弃，反而是最容易的，因为你就不用在追赶的压力下疲于奔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