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三星堆是“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它的发现让我们认识到了3000多年前四川盆地中曾存在却又被遗忘的辉煌文明，而当以三星堆为窗口进一步窥探3000年前的中国长江流域时，我们还将看见一个由许多青铜文明编织而成的青铜文明网络，它藏在不被任何传世文献所注意的南方地区，被长江的水流连接起来，又与北方伟大的殷墟文明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相似又各有特点，共同组成这个神秘的时代。

“癸冉”青铜提梁卣，通高25.9 厘米，口径11.9 到14.6 厘米，盖、底内有“癸冉”二字铭文，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文丨徐成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原文首发于2022年4月17日，原标题为《青铜文化南下：三星堆时代的天下什么样？》，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南方的故事或许要从夏代晚期说起，在大约3800年前这个时间点上，位于中原伊洛盆地的二里头文化突然崛起，巨大的城池、最早的复杂青铜器、跨越地域的文化影响力都表明，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古文化的全新政治实体已经形成，它或许就是中国王朝时代的起点——夏王朝。二里头文化在形成后不久，就开始大范围扩散，二里头上层贵族们使用的陶礼器和一种被称为“牙璋”的玉礼器在此时出现在南方各地，其范围远达中南半岛，这是二里头文化向外辐射的证据，三星堆文化的出现可能正与此相关。在这股“二里头之风”的吹拂之下，商洛东龙山、荆州荆南寺等遗址建立起来，位于长江不远处的黄陂盘龙城遗址此时也迎来了最早的居民。

二里头文化对南方的影响是显著的，三星堆等文化在这次文化扩张中获益；二里头对南方的影响又是有限的，他们的扩张浅尝辄止，并没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南方建立统治，真正对南方产生深远影响的则是不久之后诞生的商王朝。

在位于河南北部、太行山东麓的下七垣文化南下取代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霸权之后，新生的商王朝很快向南方扩张。有趣的是，商人似乎是紧紧跟随着夏人的脚步南下，荆南寺、盘龙城等二里头文化遗址很快都被商文化所占领，商人在此长久地居住下来。

有人认为商人在定鼎中原后急不可耐地南下是为了抢夺资源，还有人认为这是商人追赶南逃的夏人“无心插柳”的结果。2018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安徽肥西县三官庙遗址进行发掘，这是一个年代在夏商之交的遗址，规模并不大、文化层也不厚，却出土了18件带有二里头风格的精美青铜器，其中更有数件在古代象征军权的青铜钺。在夏商之交，即便对于强大无比的二里头文化来说，青铜器都是极为珍贵的国之重宝，为什么这些只有顶级贵族才可能拥有的重宝，竟然出现在远离王都千里之外的南方，又被埋葬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中呢？

在三官庙发掘中，除了发现大量高等级器物，考古工作者还注意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与青铜器同出的，还有一些人类尸骨，经鉴定其中一人为成年男性，还有一具属于儿童，这些尸骨残缺凌乱，表明并非自然死亡后被埋葬于此的。而在尸骨和青铜器上，覆盖着一层因过火形成的火烧土，这表明在3人被杀死后不久，此地还经历了一场大火，大火烧塌了建筑，将死者的尸体掩埋起来。而这场杀戮之后，凶手并没有取走死者身边那些造型精美、象征权力的青铜器，或许他们的目的只在“杀人”，而并不在乎“越货”，死者的生命本身对他们来说要比器物重要得多。在三官庙遗址这场杀戮之后不久，早商文化在巢湖边建立了大城墩聚落，将自己的影响力投射到这片南土。

根据《竹书纪年》《史记正义》等文献记载，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夏桀在为商军所败之后，被成汤放逐到一个叫“南巢”的地方（也有说法是夏桀主动逃往南巢），《水经注》又说：“汤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泽也。”其中所说的“巢泽”就是今天的安徽巢湖。在夏桀南逃至此后不久，也未能摆脱死亡的命运，《吕氏春秋》就说：“虽有险阻要塞、銛兵利械，心无敢据，意无敢处，此夏桀之所以死于南巢也。”

在安徽肥西三官庙遗址出土的青铜钺

有人认为三官庙遗址正与传说中的“桀放南巢”有关，该遗址时代为夏商之交，正是成汤击败夏王朝、夏桀南逃之时；三官庙遗址正位于巢湖西面不远处，与古书中所说的南巢地理位置相符；遗址中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高等级青铜器如青铜钺正是王权的象征，将这些器物带到巢湖边的只可能是夏王朝地位最高的君王夏桀；三官庙残酷的暴力遗存正与夏桀死于南巢的记录相呼应。或许在二里头军队被商军击败于鸣条之后，走投无路的夏桀带着王家重器踏上了南逃之路，希望在商人尚未染指的南方聚集夏人残部反攻中原，却在南巢被紧随而至的商军斩草除根。

这些推测或许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但是不管如何，在二里头探索南方的基础上，新生的早商政权开始了对南方地区真正用心的经营。

商人对南方的经营与二里头文化相比显得有规划得多，他们不仅迅速占领了原先二里头文化在南方建立的聚落，还在江汉平原腹地建立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城池。盘龙城位于湖北省黄陂区盘龙湖畔，是一座建于商代早期并使用至商代中期偏晚的城址，城墙以版筑法层层夯筑，据说几十年前还高出地面七八米，今天仍残留的部分高1-3米，现存周长约1100米，城内面积约7.5万平方米。2016年，武汉大学对盘龙城进行了遥感考古，发现在盘龙湖水下还存在大量早商遗存，表明盘龙城繁荣之时，其规模要比今天看到的大得多。在这座大城之中，商人们建造了大型建筑，建设了青铜作坊，俨然将其建成了王朝在南方地区的一大都邑。

投入如此巨大的成本，商人所求不小，根据目前发现的线索，学者们推测建立盘龙城并非商人觊觎南方的领土，而是他们希望借此控制南方不远处湖北大冶铜绿山、江西瑞昌铜岭等铜矿石产地，以此为王朝获取珍贵的铜矿资源，并通过扼守长江水道，保证向北方运输铜矿道路的通畅。盘龙城在商王朝的南方战略中是一个核心支点，在这个核心支点周边，岳阳铜鼓山、含山大城墩、荆州荆南寺等遗址成为商文化对外交流的“口岸”。在荆南寺遗址，除了商文化，其他来自江汉地区的土著文化因素也并不罕见，甚至连四川盆地腹地深处的三星堆文化也出现在这个遗存之中。商人通过核心城池、外围据点编织起的网络，不仅将控制力渗透到遥远的南方，更是将商文化带到这里，并在南方的众多土著文化中留下了烙印。

事实证明，商人的战略眼光相当了得，不久之后，早商迎来了远超二里头的辉煌时代，“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并非空话。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一方面维持这种远程控制成本过高，另一方面受到了商文化影响的南方民族也在不断变强，一旦王朝国力衰弱、无力继续为南方军团“输血”，那么在此消彼长之下，王朝在南土的统治将无法长期维持下去。

商中期之后，随着“九世之乱”的发生，商王朝用两百余年在中原地区建立起来的统治结构发生动摇，王都郑州二里岗、重镇偃师商城，以及其他中原早商城池都被废弃，这在考古学上被称为“白家庄期崩溃”，他们狼狈地逃离了原先的国土，直到盘庚在殷墟建立新都为止，颠沛流离的商王朝再也没有重建过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更遑论千里之外的南土了。

被抛弃的盘龙城虽然仍勉力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再多的努力都无法扭转它衰颓的命运。在盘龙城最晚的遗存中可以看到，在原先是城墙的地方出现了新的墓穴，这表明城池已经毁坏，也不再有人试图重建它，盘龙城作为军事重镇已经不再设防，之后，盘龙城被彻底废弃。

大洋此岸的蝴蝶扇动翅膀能在大洋彼岸掀起风暴，谁也不会想到盘龙城的“死亡”，却宣告了南方青铜文明的兴起。

盘龙城曾是早商在南方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城，商王朝为了经营好这座城池，将王都垄断的青铜技术也带到了城中，在最辉煌的时代，盘龙城出产的青铜器甚至不逊于王都二里岗。而在城池败落后，青铜铸造技术也随着人口的流失而散落，这点星星之火最终形成了燎原之势。

早在盘龙城兴盛时，商人的前锋部队溯长江而上，沿着支流赣江进入距离瑞昌铜岭不远的清江盆地，在那里建造了吴城遗址，商人们在此驻守最初的目的可能是获取当地的原始瓷器。这是中国最早的瓷器。得益于特殊的原材料和高温烧造，原始瓷表面坚硬、光滑、细腻，叩击有金属声，是一种广受社会上层青睐的奢侈品。由于生产这种器物的原材料瓷石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因此统治核心位于北方的商王朝在来到南方之后，开始在南方收集原始瓷器。以盘龙城为枢纽，通过运送铜料的交通路线将这些奢侈品运往王都郑州供贵族们使用，吴城所在的江西地区瓷石矿丰富，正是商王朝采集原始瓷器的重镇。

然而，盘龙城的衰落成了转折，原先以此为核心的贸易运输网在盘龙城废弃之后彻底崩溃，散落南方各地的商文化人群因此中断了与故乡的联络，从此只能依靠自己。从吴城遗址发掘情况看，在遗址二期，即中原中商晚期，吴城遗址原本浓烈的商文化底色发生了改变。虽仍然保留了不少商文化器物，但是如小口折肩瓮等创新型器物也在此时增多，这或许说明在失去与中原的交流渠道之后，留在清江盆地的商人们开始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文化；与此同时，在遗址中也开始出土带有明显当地土著风格的陶器，这说明在此立足的商人也开始与周边的土著民族互通有无。

或许得益于南逃至此的盘龙城青铜工匠，吴城遗址的青铜铸造活动也在此时开启，他们铸造的青铜尊、鼎、斝等青铜礼器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早商的技术和艺术风格，实际上直到晚商时期，在晚商王朝殷墟青铜器风行之时，吴城青铜器依然保持着非常鲜明的早商特色。

盘龙城遗址鸟瞰。盘龙城建于商代早期并使用至商代中期偏晚，地势险要，城墙以版筑法层层夯筑，现存周长约1100米，城内面积约7.5万平方米

然而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学者发现“炭河里文化”的复杂性超乎想象：高砂脊出土的青铜器带有明显的西周早期风格，而在此发现的墓葬中却出现了腰坑，即墓圹底部中间部分先挖一个小坑，将部分随葬品埋入小坑后再将棺木放入墓圹，这种葬俗为商人所重，却并不流行于湘江流域；炭河里古城出土的陶器面貌复杂，既有西周才出现的“周式风格”，又有来自商王朝的商式风格，并且这种商式风格的来源并不是时代更近的殷墟，而是早得多的早商风格；炭河里出土的青铜器含有高放射性成因铅，这种铅料在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青铜器中均得到使用，在殷墟仅流行于殷墟一期，在此后的殷墟文化二、三、四期中则变得非常罕见；而在不远处的高砂脊遗址中，青铜器铸造却并未使用高放射性成因铅，这表明两个遗址采用的铅料来源并不相同。

这或许表明宁乡青铜器的来源并不简单。炭河里发现的早商陶器表明这里的居民可能在早商时期就与商王朝有所接触，甚至居民中就有离散的商人。而之后出现在炭河里的那些高放射性成因铅青铜器则说明，炭河里古城中在商代晚期仍然与出产这种铅料的河南南阳地区有所联系，甚至两地之间存在稳定的贸易联系。此时炭河里的青铜铸造技术得到长足发展，造型奇诡的宁乡青铜器出现，再之后，随着商周二朝更迭，更多的商人南逃至此，在望城高砂脊寄居，埋骨于此。

安徽阜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尊

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尊

湖南费家河出土的商代青铜尊

湖南华容出土的商大口折肩青铜尊

从目前我们已经掌握的证据看，商代初期，随着商王朝的大举南进，青铜这种最为先进的材料在南方现身，并在中商的变局中促进了长江流域各地本土文化的质变。最迟在商代晚期，中国南方地区已有多个文明迈入“青铜时代”，它们的青铜文化各有特点，却又联系紧密，长江像纽带一样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南方地区独具特色的青铜时代风貌。而在之后的周代，南方诸青铜文化最终汇入了楚文化之中，成为灿烂楚国青铜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