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项东民）刘伯承元帅曾评价粟裕说：粟裕同志智深勇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古名将之风，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中国的战略家。还说，粟裕大将是我军著名的常胜将军。他戎马一生，文武兼备，能征善战,无私无畏,有胆有识，高风亮节，功高不居，可谓融大德大智大勇于一身。 

粟裕晚年曾作一首抒怀诗：“半世生涯戎马间,一身系得几危安。沙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历辛艰。松苍敢向云争立,草劲何惧疾风寒。生死浮沉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诗言志，这首诗浓缩了他艰苦奋战、壮怀激烈、曲折坎坷、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革命一生。 

勇挑重担，处险不惊，一生系得几危安 

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担负先遣任务,其面对的困难之大和承担的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粟裕服从党的安排,三次奉命执行先遣任务,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尽其智慧和能力去谒力完成，充分表现了他为革命事业勇挑重担的斗争精神。 

粟裕参加的第一次先遣任务是1934年7月以红7团(后改为红10军团)参谋长的身份协助方志敏、寻淮洲率部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而执行牵制任务。当时红7军团总计6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4000多人,非战斗人员约2000人。这样一支部队要去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其难度是多么的大。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战斗失利。怀玉山失利后,粟裕率领突出重围的几百人,遵照中央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奉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粟裕等人率部经历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两次转变,又打破了国民党的一次次“进剿”,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火种。 

1940年，粟裕（右一）、陈毅（右二）在苏北黄桥决战前夕。
粟裕执行的第二次先遣任务是1938年4月奉命率领由500多人组成的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实施战略侦察。当时,敌情很严重,日军占据了主要战略要地；国民党正规军则节节败退,留下大批地方杂牌军,盘踞长江中下游广大乡村。先遣支队到江南去,人地生疏,力量单薄，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打开局面,华东广大爱国军民对此寄予极大的关注。但粟裕在接受任务后不仅没有表现出畏难退缩的情绪,反而显得有些兴奋。同时，他深感责任重大,暗暗下定决心,绝不辜负党的期望。进人江南后,粟裕率部先后取得了卫岗、小丹阳、官陡门等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江南军民士气，也为新四军及其他部队进入江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粟裕执行的第三次先遣任务是1944年底奉命率新四军第一师挺进东南,执行向苏浙皖敌后发展的任务。1944年秋,经过长期战争消耗的日本侵略军已是强弩之末。党中央审时度势,制定了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当时,作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的粟裕,鉴于江南敌后情况复杂，环境艰苦和此项任务非常繁重,便自告奋勇,向华中局、新四军军部请求由他率领苏中第一批主力部队，执行南进任务,发展东南抗日根据地。同年12月,部队开始南进。部队南进,既要深入敌后新区打击日伪发动群众,又要对付当面顽军的拦截和准备应付其纵深力量的增援,更要时刻提防日伪与顽军的夹击。粟裕一方面抓紧部队休整训练，总结经验;一方面积极部署根据地建设和开展新区工作,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积蓄力量。1945年2月至6月,粟裕出色地指挥了天目山三次反顽自卫战。天目山战役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苏南、浙东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浙西抗日根据地,在全军范围内率先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大规模运动战、歼灭战积累了经验。同年9月下旬至10月中旬,我苏浙军区部队遵照中央命令有计划地渡江北撤。从南进到北撤，历时10个月,粟裕率部以劣势兵力,在错综复杂的形势和艰苦的条件下,打开了局面,胜利地贯彻执行了中央赋予的发展东南的任务,扩大了我军在东南的抗日阵地。 

粟裕在三次执行先遣任务中,勇挑重担,处险不惊，信念坚定,筚路蓝缕,不畏艰险，与敌斗智斗勇，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彰显出其卓越的才能和优秀的品格，引起了毛泽东的瞩目。 

1947年，粟裕（左二）在孟良崮战役前线
斗胆直陈，机断专行，沙场百战谈笑过 

面对强敌,粟裕举重若轻,指挥若定,视如“谈笑”。粟裕既有远见卓识,又有非凡胆略,在战略决策上敢于“斗胆直陈”,在战役指挥上敢于当机立断。 

解放战争期间,粟裕曾经十余次提出关系全局的战略性建议,其中至少三次使用“斗胆直陈”的措词，还有一次“甘冒宗派本位主义之嫌”。他之所以采取如此郑重态度,不仅因为这些建议涉及战略全局,更重要的是与中央和上级作出的决策有很大不同。 
在解放战争初期,当中共中央提出外线出击的战略计划、指令粟裕率领华中野战军主力西出淮南的时候,粟裕认为依托根据地实行内线歼敌更为有利,建议华中野战军首先在苏中打几个胜仗,后来又冒着可能来自上级的责难而“斗胆直陈”集中主力于主要作战方向。并且，在战役指挥上，他没有采取诱敌深入、先打弱敌的传统战法,而是决定在解放区前部作战,到敌人进攻出发地去打,以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第八十三师作为首歼目标,结果取得七战七捷的辉煌胜利,为我军提供了内线歼敌的成功经验,为中共中央确定内线防御作战的战略方针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战略进攻转入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当中共中央作出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指令粟裕率领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下的时候,粟裕两次“斗胆直陈”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构想。他建议在作战和建军两方面采取措施，以改变我军在数量上和技术上的劣势地位,建议中原地区三支野战军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打大仗,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主力部队消灭在长江以北。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地区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渡江南进开辟道路。 

1948年12月17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在华野指挥部蔡凹村第一次开会，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
豫东战役,中央军委原定作战任务是以消灭国民党第五军为中心目标,粟裕根据军委战略意图和战场态势变化,认为消灭第五军的不利因素较多,不能稳操胜券，因而设计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腹案,并且在预期战机出现的时候,当机立断,立即付诸实施,结果取得歼敌9万余人的空前大捷,迅速扭转了中原战局，并推动全国战局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发展。 

粟裕几次斗胆直陈已经在军史上传为佳话，但是否敢于斗胆直陈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如果没有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没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非凡胆略,没有置个人得失于度外的坚强党性,是不可能作出这种在一般人看来是超越常规的决断的。 
胸怀坦荡，忍辱负重，草劲何惧疾风寒 

粟裕的一生又是曲折坎坷的一生,在将近6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20多年是在逆境中度过的。他多次遭受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打击,曾三次蒙冤，特别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错误批判。1954年10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粟裕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5年9月，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位于十大将之首。粟裕在总参7年，不负毛泽东的期望，为建设巩固国防，为国家的安全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对现代战争中面临的许多新课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研究。但是，他求实的精神、坦荡的胸襟和直率的性格不为一些领导欣赏，不正常、不公正的工作环境制约了他才智和能力的发挥。客观地说，他的“实”和“直”也得罪了一些领导人。在上千人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受到错误的批判,强加给他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采取不作政治结论的组织措施,解除他的总参谋长职务,并且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他的思想、业绩和品德被有意或无意地埋没和歪曲,对他工作过的地区和指挥的战役也横加指责,造成了是非颠倒、真假混淆的严重恶果。直到他逝世以后,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在《人民日报》联名发表《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才郑重宣布:“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然而,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但粟裕并不怨天尤人,也没有躺倒不干。错误批判一结束,他接到改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命令，当天就办好总参谋长卸任手续,第二天就到军事科学院上班,全力投入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蒙奇冤而信念不变,处逆境而斗志不减,历磨难而益显英雄本色，依然尽职尽责地从事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受到批判，有人建议粟裕适时提出平反请求。粟裕严正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同志受到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这几句话金声玉振,正气凛然,以德报怨,光明磊落,充分表现了粟裕的纯洁党性和高尚人格。 

功高不居，高风亮节，生死浮沉寻常事 

粟裕是战功赫赫的军事家、战略家，在人民战争的大舞台上演出了许多摧枯拉朽、威武雄壮、气吞山河的历史活剧。但在个人名利面前，粟裕又表现出超越常人的云水襟怀，顾全大局，谦让不争，勇于放弃，敢当配角，功高不居，坦荡无私，留下“二让司令，一让元帅”的佳话，更显勇谋气概高尚风范。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粟裕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粟裕接到电报后，“不胜惶恐”，当即向华中局负责同志提出建议并向中央发报，请求任命张鼎丞为司令员，自己改任副司令员。他首先考虑到，张鼎丞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是中央委员，比粟裕年长9岁，曾领导闽西起义，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新四军组建初期，任第二支队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员。粟裕一向视张鼎丞为兄长，对他十分敬重。粟裕认为，由张鼎丞为正，自己为副，更有利于工作和团结。粟裕这一建议，党中央当时未有采纳，发报仍坚持由粟裕任司令员。当天夜晚，粟裕发出了请求改任副职的第二次建议电报，恳切陈述：“为慎重并更有利于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所给予之光荣任务。”党中央收到粟裕的电报，经过慎重研究，最后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主动出任副司令员,又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要求他领导下的新四军1师和苏浙军区的干部,在合编时让出正职位子给兄弟部队干部担任。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和气度。 

1948年5月，粟裕到河北阜平城南庄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关于华野1、4、6三个纵队暂不下江南的问题。汇报结束后，中央决定，调华东野战军的陈毅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由粟裕接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但这个消息让粟裕感到很意外，陈毅是粟裕的老领导。在长期的共同战斗中,粟裕和陈毅结下了深厚友谊，粟裕对陈毅非常尊重。同时粟裕深知，有陈毅在华野主持全面工作，他就能更好地集中精力于战役指挥,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歼敌任务。粟裕一心想的是怎样更有利于华野多打胜仗,多歼灭敌人。当即再三请求说，陈毅是华野众望所归的统帅，“华野离不开陈军长”。经他一再恳请，中央决定同意陈毅到中野工作，仍保留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陈毅不在位期间，由粟裕任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 

1955年，周恩来总理把第一份大将军衔的命令状颁发给粟裕。
1955年，我军实行军衔制。资历、威望、战功，是当时授元帅、将军的主要依据。中央政治局考虑元帅、大将军衔时，毛泽东同大家想法一样，是要给粟裕授元帅衔的。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中央在中南海颐年堂，讨论解放军高级将领军衔问题，毛、刘、周、朱等参加了会议。在讨论到粟裕军衔问题时，毛泽东不仅要给粟裕授元帅衔，而且给予了粟裕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蒋介石的几大金刚谁不害怕粟裕？但粟裕事前已上书请求坚决辞去元帅衔。”周恩来感叹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马上补充道：“而且是第一大将。” 
沧海一粟，两袖清风，乐将宏愿付青山 

粟裕战功赫赫,身居高位，从不居功自傲、以权谋私。不论是顺境坦途,还是身处逆境,总是以“沧海一粟”自许，以普通一兵自律。在十年内战中,他由基层指挥员迅速成长为高级指挥员，担任红军第7军团参谋长。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担任战略区主要领导职务。在解放战争进程中，他先后担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对于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创建人民共和国作出重要贡献，被称赞为常胜将军。解放战争胜利以后，又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面对接踵而来的职权和荣誉，他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之所以能对革命作点儿贡献,是毛主席、中央军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野战军配合的结果,是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的结果,我个人只是沧海之一粟。” 

1949年7月,粟裕兼任中共南京市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为了工作方便,组织决定给担任地方职务的干部每人做一套便服。后勤部门提出,粟裕作为一市之长,应当做一套毛料服装。粟裕不赞成,说：“不行!为什么要毛料的呢?做套布的不行吗?刚进城就讲究穿着不好嘛,要脱离群众的。人民群众不是看我这个市长穿得好不好,而是看我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是不是为他们服务。”按照他的意见,后勤部门给他做了一套灰色卡其布中山装。他就穿着这套服装同南京人民见面,到工厂、学校、商店调查研究。后来调到中央军委任副总参谋长,他把这套服装从南京穿到北京,直到变成灰白色，还舍不得丢掉。 

1951年,他就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全家搬到北京,住在一所旧房子里,一住30年。住进不久，一部分房子就倒塌了,管理部门提出一个两万元的维修预算。粟裕不赞成,而提出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案,只用500元简单维修了一下。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房屋全面倾斜断裂,成为危房,才全部翻修一次。对于子女,他既是慈父,又是严师,注意培养他们吃苦耐劳、勇敢顽强的气质,告诫他们不要养成纨绔习气。子女长大以后,粟裕要求他们经受集体生活的锻炼,上学、回家自己走路,不准用汽车接送;毕业以后,服从组织分配,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岗位工作,从普通战士做起。 

在物质生活上,粟裕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始终如一地保持了人民公仆本色。1980年,重病缠身的粟裕留下遗嘱:“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最后一次实践了他“乐将宏愿付青山”的壮志豪情。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