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新民主主义的开端，是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作为这场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不仅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更在90年的时间里将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民主”、“科学”精神发扬光大。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五四运动就发生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
引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1919年1月，讨论处理战后问题的“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政府也应邀参加巴黎和会。在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时，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了收回被德国侵占的山东权益问题。但是，日本却要求继承德国原先侵占的在中国山东的特权。
1919年2月，北京大学学生召开全体大会，并推出代表联合各校学生，致电巴黎专使，要求力争山东主权。然而，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的和约有关条款，竟然承认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而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
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愤怒如火山一般地爆发出来了。一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轰轰烈烈的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由此开始。
5月2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从官方人士处得知，北京政府已密电中国专使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他将这个情况告知北大学生、《国民杂志》社的许德珩以及《新潮》社的罗家伦等。许德珩回忆说：“我从蔡校长那里得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睛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
5月3日晚，大会如期举行。学生代表争相上台发表演讲，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气氛十分悲壮。他们发出了“维护民族尊严”、“保卫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强烈呼声，并且要求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卖国贼。
会议进行中，北大预科一年级学生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要当场自杀，想以此激励国人，但立即被劝阻。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字，以示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斗争到底的决心。大会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北大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
北大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校长蔡元培的支持。许德珩回忆说：“由于（大会）推定我写宣言，蔡先生立即批了条子，让庶务科给我一刀纸，以便印发宣言。”
5月4日下午1点钟左右，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举着大、小旗子，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天安门，围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之下，面对前来企图驱散群众的反动军警，学生们高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他们在广场上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许多人发表了演说。大会决议先向各国公使馆游行示威，再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对巴黎和约签字。
北京学生为这次活动准备了两个宣言。一个是许德珩用文言写的，其中说：“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另一个是罗家伦用白话写的，其中呼吁“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呼吁“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宣言最后号召：“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中华门来到使馆区东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于铁栅栏之外。3000多青年学生在烈日下被晒了两个小时，后大家决定，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家里去。半小时以后，大批军警赶到。这时，学生已散去大部分，军警乃敢逮捕徒步散归者。当时被捕者32人，其中北大学生20人。由于学生们的抗议，和经蔡元培等组成的校长团的营救，被捕学生于5月7日获释。
被捕学生虽然获释了，但是学生提出的“和会不得签字”和“惩办国贼”等要求没有得到满足。5月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2万5千名学生遂举行总罢课。他们还组织讲演团，到街头向群众作宣传，并发动抵制日货的活动，反动当局对学生的爱国行动实行武力镇压。6月3日，到街头宣传的学生有170多人遭到逮捕。4日，学生到街头继续讲演，当天被捕者达700多人。5日，2000多学生分三路到街头讲演，军警更出动马队驱赶听讲的群众。
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5月7日，上海学生及各界人士即举行有2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以示声援。6月4日，当“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来，上海学生更纷纷走上街头，按户动员各商号自5号起一律罢市。
当时，学生们并没有想到去动员工人，但工人却自动起来斗争了。6月5日，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首先自发地开始罢工。其他工厂、书局、码头、铁路等工人也相继罢工。据记载，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六七万人。实际的数字可能还不止于此。在工人罢工的同时，商人也开始陆续罢市，学生则坚持并扩大罢课。上海的“三罢”实现了。他们表示：“不诛国贼，誓不开市。”
在上海“三罢”实现之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学生举行罢课，斗争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扩展到了全国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以6月5日上海“三罢”为标志，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了”（毛泽东）。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迫于群众的压力，6月7日，北京政府宣布释放被捕学生。学生坚决不出拘留所，直到曹、章、陆被免职，他们才返回学校。
6月10日，北京政府下达免除曹、章、陆本职的命令。历来轻视民意、一意孤行的政府不得不屈服于群众的压力，把它们想加以庇护的三个亲日派官僚免职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鲜见的事情。这是五四运动取得的一个胜利。
曹、章、陆虽被免职，但山东问题尚未解决。因此，群众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更为重要的拒签巴黎和约这件事情上。
在巴黎和约即将交付签字之前，6月17日，北京政府发出让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的电令。23日，电令中国代表在签字问题上“相机办理”。24日，通电各省，申述所谓不能不签字的“理由”。北京政府这种惧外、媚外的可耻态度，再一次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抗议。
5月27日，北京学生及其他群众形成了万余人包围怀仁堂总统府的壮观局面。“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口号，此伏彼起，声震屋瓦。6月19日，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的由80余人组成的请愿团到达北京。山东、上海及其他地方，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的斗争。在巴黎的中国代表还先后收到各团体或个人拍发的7千多封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最后，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这是继罢免曹、章、陆以后，五四运动取得的又一个更为重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承接和延续了辛亥革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并把这个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毛泽东说：“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这是它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的地方。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发生的。这里有几个新的历史因素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毛泽东选集》第699页）第二，“由于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阵营。”（《毛泽东选集》第558页）五四运动由此获得了比以往任何的革命斗争都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第三，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年轻一代的知识界，尤其是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构成了五四运动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校报》，作者沙健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