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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观察】五四运动的经过

来源: 海内外资讯  日期:2020-05-08 15:00:53  点击: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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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新民主主义的开端,是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作为这场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不仅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更在90年的时间里将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民主”、“科学”精神发扬光大。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五四运动就发生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 
  引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1919年1月,讨论处理战后问题的“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政府也应邀参加巴黎和会。在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时,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了收回被德国侵占的山东权益问题。但是,日本却要求继承德国原先侵占的在中国山东的特权。 
  1919年2月,北京大学学生召开全体大会,并推出代表联合各校学生,致电巴黎专使,要求力争山东主权。然而,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的和约有关条款,竟然承认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而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 
  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愤怒如火山一般地爆发出来了。一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轰轰烈烈的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由此开始。 
  5月2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从官方人士处得知,北京政府已密电中国专使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他将这个情况告知北大学生、《国民杂志》社的许德珩以及《新潮》社的罗家伦等。许德珩回忆说:“我从蔡校长那里得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睛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 
  5月3日晚,大会如期举行。学生代表争相上台发表演讲,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气氛十分悲壮。他们发出了“维护民族尊严”、“保卫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强烈呼声,并且要求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卖国贼。 
  会议进行中,北大预科一年级学生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要当场自杀,想以此激励国人,但立即被劝阻。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字,以示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斗争到底的决心。大会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北大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 
  北大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校长蔡元培的支持。许德珩回忆说:“由于(大会)推定我写宣言,蔡先生立即批了条子,让庶务科给我一刀纸,以便印发宣言。” 
  5月4日下午1点钟左右,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举着大、小旗子,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天安门,围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之下,面对前来企图驱散群众的反动军警,学生们高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他们在广场上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许多人发表了演说。大会决议先向各国公使馆游行示威,再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对巴黎和约签字。 
  北京学生为这次活动准备了两个宣言。一个是许德珩用文言写的,其中说:“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另一个是罗家伦用白话写的,其中呼吁“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呼吁“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宣言最后号召:“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中华门来到使馆区东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于铁栅栏之外。3000多青年学生在烈日下被晒了两个小时,后大家决定,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家里去。半小时以后,大批军警赶到。这时,学生已散去大部分,军警乃敢逮捕徒步散归者。当时被捕者32人,其中北大学生20人。由于学生们的抗议,和经蔡元培等组成的校长团的营救,被捕学生于5月7日获释。 

  被捕学生虽然获释了,但是学生提出的“和会不得签字”和“惩办国贼”等要求没有得到满足。5月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2万5千名学生遂举行总罢课。他们还组织讲演团,到街头向群众作宣传,并发动抵制日货的活动,反动当局对学生的爱国行动实行武力镇压。6月3日,到街头宣传的学生有170多人遭到逮捕。4日,学生到街头继续讲演,当天被捕者达700多人。5日,2000多学生分三路到街头讲演,军警更出动马队驱赶听讲的群众。 
  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5月7日,上海学生及各界人士即举行有2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以示声援。6月4日,当“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来,上海学生更纷纷走上街头,按户动员各商号自5号起一律罢市。 
  当时,学生们并没有想到去动员工人,但工人却自动起来斗争了。6月5日,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首先自发地开始罢工。其他工厂、书局、码头、铁路等工人也相继罢工。据记载,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六七万人。实际的数字可能还不止于此。在工人罢工的同时,商人也开始陆续罢市,学生则坚持并扩大罢课。上海的“三罢”实现了。他们表示:“不诛国贼,誓不开市。” 
  在上海“三罢”实现之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学生举行罢课,斗争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扩展到了全国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以6月5日上海“三罢”为标志,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了”(毛泽东)。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迫于群众的压力,6月7日,北京政府宣布释放被捕学生。学生坚决不出拘留所,直到曹、章、陆被免职,他们才返回学校。 
  6月10日,北京政府下达免除曹、章、陆本职的命令。历来轻视民意、一意孤行的政府不得不屈服于群众的压力,把它们想加以庇护的三个亲日派官僚免职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鲜见的事情。这是五四运动取得的一个胜利。 
  曹、章、陆虽被免职,但山东问题尚未解决。因此,群众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更为重要的拒签巴黎和约这件事情上。 
  在巴黎和约即将交付签字之前,6月17日,北京政府发出让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的电令。23日,电令中国代表在签字问题上“相机办理”。24日,通电各省,申述所谓不能不签字的“理由”。北京政府这种惧外、媚外的可耻态度,再一次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抗议。 
  5月27日,北京学生及其他群众形成了万余人包围怀仁堂总统府的壮观局面。“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口号,此伏彼起,声震屋瓦。6月19日,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的由80余人组成的请愿团到达北京。山东、上海及其他地方,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的斗争。在巴黎的中国代表还先后收到各团体或个人拍发的7千多封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最后,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这是继罢免曹、章、陆以后,五四运动取得的又一个更为重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承接和延续了辛亥革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并把这个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毛泽东说:“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这是它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的地方。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发生的。这里有几个新的历史因素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毛泽东选集》第699页)第二,“由于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阵营。”(《毛泽东选集》第558页)五四运动由此获得了比以往任何的革命斗争都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第三,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年轻一代的知识界,尤其是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构成了五四运动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校报》,作者沙健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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