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先生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现在改为厦门市集美区）一个较为优渥的家庭，原名陈甲庚，自小就在私塾上学，熟知四书五经，《纲鉴易知录》等古籍，1891年，陈嘉庚随父下南洋，来到新加坡谋生。由于世代经商，所以他们在新加坡的生意越做越大，财富越积越多。1910年，陈嘉庚被委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他将自己积攒的5万元捐赠给侨胞以建造校舍，并于当年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
       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福建得到光复，陈嘉庚被推选为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会长，他深知责任重大，共筹集到20多万元支援福建财政，另外再筹集5万元援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国内的革命一波三折，但陈嘉庚的生意却越做越大，一面做橡胶生意，一面购进多艘轮船，经营轮船航运业，鼎盛时期的营业范围远及五大洲，手下员工3万余人，资产换算成黄金约百万两，从小就立志报国的陈嘉庚开始兴办教育，创办集美学校（多所学校合并整合），厦门大学。不仅如此，他还热衷于慈善事业，无论是1917年的天津水灾、1918年的潮汕地震、1922年的潮汕风灾还是1924年的广东和福州水灾，他都在第一时间去往灾区，号召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募捐，当然他每次都是带头捐款。为保证捐款的持久有效性，他创立了多种捐款方式，例如常月捐，节日献金捐，纪念日劝捐，游艺演剧球赛捐，货物助赈捐等等，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慈善捐助方式的后劲不足。1925年孙中山病逝，陈嘉庚痛失革命老友，自诩为总理“正统继承者”的蒋介石从幕后正式走到台前，成为中国向世界发声的代表人，陈嘉庚知道的国内情况很多都是从国民党通讯社了解到的，然而蒋介石自上台后，违背了孙中山的遗愿，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制造了无数惨案，陈嘉庚对此认识不详。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争走向无不牵动着海内外华人华侨的心，陈嘉庚看到中华大地被日寇疯狂践踏，气愤不已，在新加坡迅速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希望各位有识之士能在这种危难时刻出手援助国内。陈嘉庚的初心是好的，但是却一直被蒋介石蒙骗在鼓里，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陈嘉庚一直在奉行自己的爱国事业，他在新加坡创办的《南洋商报》中，为众人制定一条准则，即在拥护南京国民政府的前提下，撰文登报，他认为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是继承孙中山衣钵的，会将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自己发誓一定要为其效力，完成老友遗愿。
       陈嘉庚曾在很多场合公开声称：“中国国民政府乃海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信赖之唯一政府，国民政府之主张，即中国全国国民之主张！”蒋介石为了坑骗陈嘉庚的钱财，特意在1936年的生日宴上广邀海内外爱国人士，陈嘉庚在新加坡抽不出身来，只能捐款相赠，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些官员就怂恿他为蒋介石购买一架飞机做寿，陈嘉庚为表诚意直接捐款130多万元，这都可以购买10多架飞机了。
       据统计，陈嘉庚号召华侨光是一年就向国内捐款共计11亿元，而国民政府的军费还不到20亿元，可以看出他的出手有多阔绰，只是可惜，蒋介石将这笔捐款几乎用于“剿共”或党内“腐败”上。
       1940年，陈嘉庚以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目的无外乎两个：其一，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僵持阶段，他想亲自回到国内向奋战在一线的将士带来慰问，了解老百姓的需求；其二，他受国民党蛊惑“中共无心抗日，只游不击，专打友军，一心和国民党制造矛盾”，所以他在日记中记载：“我久居新加坡，对国内政治鲜有耳闻，不知其事实究竟如何，如今中共势力弱小，受到国民政府片面宣传，很难分辨黑白”，所以他想亲自考察各地情况，以适时调整物资捐赠。
       至于崇尚节俭，有两个典故，其一是他在创办厦门大学时，发现有很多集美学校的师生常常来到厦门市区消费，所以他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当今之中国贫困至极，吾辈既为中国人，种种行为举止应以节俭为本，鄙人在新加坡时，地处繁华，但每月除了正当费用，另外花费不到两元，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个人少花费一文，就为吾家多储存一文，也就是为我国多储存一文，日积月累，以之兴学，这就是我办学的本意！”其二是陈嘉庚到了50大寿时，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号召学校师生捐款建造一座“介眉亭”为陈嘉庚庆寿。但陈嘉庚不喜反怒，发来两封信函痛斥叶渊铺张浪费，不知节俭。
        至于简朴，则是说明他生活非常艰苦朴素，日常生活用品例如沙发，写字台，床都是老旧的，身上穿的衣服包括袜子都是破了打补丁的，他对自己的伙食标准也是严格要求，每天不准超过5角钱，时常以花生米，豆干，腐乳解饥，所以这也不难理解陈嘉庚为何对国民政府的“招待”大为不满。在重庆待的两个月时间里，陈嘉庚虽然受到国民党官员的欢迎和“敬重”，但这是建立在寻常百姓痛苦之上的，他一看到这些官员穿着整齐美观的衣服，手上戴着昂贵的洋表，在招待宴上挥金如土，就联想到外面连顿饱饭都吃不上的老百姓，他对国民党非常失望，甚至对中国军民抵抗日军失去信心。

 

 

       1940年3月，陈嘉庚作为南洋主席回国考察抗日事宜，也就是这次回国考察，特别冲破国民党的阻碍到延安考察，成为陈嘉庚一生的转折点。从1927年以来直到访延安前，陈嘉庚一直是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介石的，他筹集到的南洋华侨支援抗战捐款，都如数交给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根据地基本上没有进入他的视野，尽管当时已有不少南洋华侨青年回国投奔延安等抗日根据地，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士，这一切的一切，和陈嘉庚长期侨居国外，加上国民党蒋介石的片面宣传是分不开的。回国后，陈嘉庚在重庆考察期间，会见了包括国民党上层人物在内的各界人士，直接看到国民党政府“上下贪污，猫鼠同眠，误民弊政，无所忌惮”的腐败现象到处都是，当即心里极为不满，陈嘉庚开始对国民党当局失望了。因为各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在海外侨胞统一战线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的，这次南洋华侨杰出的领袖陈嘉庚回国慰劳并考察，是中国共产党同华侨界接触的一个好机会。
       中国共产党很重视陈嘉庚这次回国，当时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专门去拜访陈嘉庚，并请他参加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欢迎茶话会，陈嘉庚在茶话会上询问了有关去延安访问的事宜，他问，如果他去延安访问毛主席，应该从什么地方去，需要多少天，路上交通如何……，重庆方面的中共负责人叶剑英，不厌其烦地一一作了回答，延安方面很快就得到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的报告，没过多久，毛泽东主席就亲自从延安发来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到延安去。
       蒋介石得知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的消息，内心震动很大，他开始竭力阻挠陈嘉庚的延安之行。当陈嘉庚由重庆到达成都的时候，蒋介石也到了成都，这一天蒋介石请陈嘉庚吃饭，饭后蒋介石又留陈嘉庚谈话，虽然蒋介石对陈嘉庚的行程了如指掌，但依旧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问道：“陈先生要从成都到哪里？”陈嘉庚也小心地回答道：“要到兰州和西安。”蒋介石又问：“还要到什么别的地方？”陈嘉庚知道蒋介石的意思，就没有隐瞒，实实在在地答道：“如果有车可以到延安的话，我也想去。”虽然有了心理准备，但听到陈嘉庚的话，蒋介石还是开始大骂共产党，他的本意就是不想让陈嘉庚到延安去，但陈嘉庚却毫不在意，他依旧想前往延安，看看中国的所有抗日武装力量，就这样，陈嘉庚一行冲破国民党的阻挠，于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访问。

 

 

       陈嘉庚活了大半辈子，竟然还有人将自己当成“猴耍”，心情自然非常不悦，他在出发后，蒋介石派人跟踪监视，想在路途中制造各种障碍，迟滞乃至中断他们的见面。陈嘉庚一行人来到西安后，找到一处酒楼，蒋介石派来的一名科长以各种理由让陈嘉庚搬进新住所，第二天，朱总司令前来拜会陈嘉庚，两人约好一起前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七贤庄吃饭。到了饭点，朱总司令已经到了酒店，也不见陈嘉庚前来，原来是那名科长突然找到陈嘉庚，对后者说道：“陈先生，（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想邀请您一起吃顿便饭，望您赏脸！”陈嘉庚说了自己已经有约在先，不方便前往，但是那名科长直接说道：“他已经准备好酒席了，您不会是不给他面子吧？”陈嘉庚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同意前往，给七贤庄打电话，约定晚上6时再去七贤庄拜会。等到了傍晚时分，陈嘉庚准备去七贤庄赴约，可是那名科长却以汽车故障为由拒绝送他去七贤庄，陈嘉庚这时才明白自从来到西安后，就一直被蒋介石玩弄于鼓掌之中，他走出住处，一路问人，终于在约定时间赴约，亲自向朱总司令赔礼道歉。
        5月31日，众人到达延安，陈嘉庚看到道路两旁竟也有三四千人的接待团，不过这次他不觉得反感，反倒是一种难得的亲切感，这些聚集在道路两侧的老百姓身上都是打了补丁的旧衣服，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淳朴的笑容，就像是在迎接自己的亲人一般，这是装不出来的。陈嘉庚突然开始敬佩这些底层民众，生活不易，但精神富裕，时刻对生活充满希望，他想起自己儿时的青葱岁月，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身处边区的人们依然保留着那份质朴。陈嘉庚看着车窗外的一切，对中共领导人的日常生活感到更好奇了，在行驶了10多分钟后，汽车停在一个窑洞前，有工作人员喊道：“陈嘉庚先生，我们到了！”

 

 

       陈嘉庚到延安时，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在短暂休息以后举行的群众集会上，陈嘉庚面对群众发自内心的热情场面，在长时间的欢呼、鼓掌声中，心情激动地他开始了热情洋溢地讲话，陈嘉庚先生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便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他，陈嘉庚看到窑洞内只有一张陈旧的写字木桌，另有十余张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所有的一切都仅仅是些乡村居民用的旧式家具，就这一瞬间令陈嘉庚感佩不已，毛泽东衣着朴素神态慈祥，亲切地开始与陈嘉庚攀谈，陈嘉庚向毛泽东转达了海外侨胞的慰劳，询问了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得知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工作，鸡鸣后睡觉，陈嘉庚关切地劝其改变作息时间，以保护身体，就在毛主席和陈嘉庚的谈话期间，朱德、王明夫妇和一位南洋女学生等人也先后赶来，参与到这一场并不太正式的座谈中，到了日落时分，毛泽东大方地设宴招待了陈嘉庚，这让陈嘉庚心中产生了一丝怀疑：不是说中共生活艰苦朴素，怎么还有钱来招待自己，陈嘉庚在心中打定主意，如果共产党只是做表面文章，自己的到来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在陈嘉庚脑补宴会场面时，招待他的宴会开始了，说是宴会，实际上非常简单，吃的是白菜、咸饭，另配一碗老鸡汤，对此，毛主席还十分内疚地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专门送给我的。”虽然宴会十分简陋，但这一餐是陈嘉庚回国以来，吃得最轻松愉快的饭菜了，他不仅领略了中国共产党对海外侨胞的深情厚谊，还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德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6月1日晚上，毛泽东、朱德陪同陈嘉庚，到中央党校内的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欢迎陈嘉庚先生晚会”，陈老先生就坐在毛泽东身边，当时中央大礼堂既没沙发也无椅子，所有的座位都是钉在木桩上的长木板，此时的陈嘉庚更是毫无拘束地同毛泽东主席并排坐在木板上，后来，毛泽东又几次来到陈嘉庚的住所看望他，和他进行深入的交谈，在交谈中，毛泽东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抗击日军和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并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团结抗日的诚意。毛泽东还向陈嘉庚表示，将不负海外侨众的厚望，把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并希望陈嘉庚向海外侨胞据实报告在延安的见闻，延安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袖毛泽东，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延安时，有一个细节，让陈嘉庚坚定了支持共产党的信念。当时两人经常一同进行会谈，在毛主席的办公室里，两人正说着话，那些南洋归国的留学生们敲敲门，就直接坐了下来。他们不用向毛主席敬礼，也不用客套，甚至还娴熟的往杯子里斟水，宛如眼前坐着的不是领导人，而是自己的亲人。有时候，毛主席也会召开类似于谈话性质的会议，在延安的所有人都可以出席。会议开始前，那破旧的凳子组成的席位上，就已经坐满了人。陈嘉庚和毛主席到场后，他惊讶的发现会场只给自己留了个空座，其余的都是人挤人挨着，就连毛主席也要先让一旁的人员往里靠靠。他们说着说着，毛主席的勤务兵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他环顾一圈后发现，毛主席的旁边还有空隙。这个警卫员并未打断会议，而是径直走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抬头望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便往一旁挪了挪，而勤务员就直接坐了下来。
毛主席觉得勤务兵坐的空隙太小，接着又挪了挪，让他坐得舒服些。此举令陈嘉庚大开眼界，他未曾料想，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后来，陈嘉庚在回忆录里感叹道：“这是全世界任何政府机构中，没法见到的现象。”

 

 

       平日里闲来无事，毛主席也会带着陈嘉庚在延安的街头巷尾转转。他发现，毛主席的穿着打扮，与当地人并无二致，都是缝缝补补的衣服，都是“千疮百孔”但是干净整洁的帽子。毛主席在集市上游走，根本不需要其他人陪同。街上那些卖肉、卖菜的，几乎都认识毛主席，都会主动和他打招呼。而毛主席也总是笑着朝他们挥手致意，宛如乡里乡亲一般。当然，也有人会靠过来和毛主席攀谈几句。有的跟他讨论国际局势、抗战局势；有的则给他发喜帖，告诉他自己家谁要结婚或者谁要办满月酒。毛主席不厌其烦地听着，也乐于和他们一同讨论。除了这些，毛主席为他摆的那顿“欢迎晚宴”，也令陈嘉庚记忆尤甚。记得那时陈嘉庚刚到延安，毛主席在窑洞前支了桌子，上面为圆，而下面为方。方的是毛主席屋里那个已经被腐蚀的不成型的课桌，而圆的则是一个布满油渍的不规则“圆”。为了让它显得整洁一些，毛主席找了四张白纸盖在了上面。
       这里不似重庆有山珍海味、美味佳肴，唯有白菜、土豆和一锅热腾腾的鸡汤；这里不似重庆，有莺歌燕舞，纸醉金迷，唯有那庭院里的蛐蛐和山上的蝼蛄在琴瑟和鸣；这里不似重庆“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唯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刚回国的陈绍禹。

 

 

       在延安的那七天八夜，与陈嘉庚接触最多的还是朱德。他们一同参观了延安的抗大、女子学校以及制衣工厂，陈嘉庚发现，这里的人条件即便艰苦，可大家的眼睛里都有光，每个人都洋溢着对未来憧憬的笑脸。朱德与毛主席一样，也十分平易近人。在抗大时，学生们看见朱老总来了，大老远的就喊他过去一同踢球；在工厂里，朱德也会悉心地问候每个人的近况。彼时的朱老总刚从华北前线返回，也趁此机会向陈嘉庚告知了前线的真实战况，还有部队作战的诸多难处。在延安期间，陈嘉庚去找了很多南洋的华侨学生，还有集美大学的毕业生，询问他们真实情况究竟如何。这一听，陈嘉庚才知道，原来八路军战士们的真实处境，要比朱德说得还要困难。时间一晃来到了6月7日，陈嘉庚即将离开延安，踏上返程之旅。
毛主席和朱德等一众高层领导，为陈嘉庚举行了送别晚会。朱老总告诉陈嘉庚，八路军也属于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可国民党军却对我们颇有排斥。比如经费发放短缺，弹药和服装短缺，还有食品供应短缺、医药品短缺等诸多问题。前线抗日的战士们一面要与日本人作战，一面也要开垦生产，这与陈嘉庚在蒋介石那里听到的共产党完全不同。陈嘉庚在台上动容地说道：“真正看了中共方面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和诚恳态度；真正感受到了延安党政军民所激发的艰苦奋斗精神并由此形成的良好社会风气。我对抗战胜利，真正的有了信心。”回去的路上，陈嘉庚满面春风，他和同行之人说道：“中国有了救星，胜利有了保障！”到了重庆以后，陈嘉庚积极地在华侨间宣传他在延安的见闻，他还主持了一场名为《西北之观感》的演讲，向世人传达他在延安的见闻。

 

 

       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延安度过了他毕生难忘的九天。此间，他不顾67岁高龄，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悉心进行考察研究；拜会毛泽东、朱德，并与财政、公安、司法各界负责人进行多次深入交谈；参观女子大学、抗大第三分校、延安新市场及安塞铁工厂、印刷厂；广泛接触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及归侨青年······通过这些活动与接触，陈嘉庚大开眼界——在延安这座山城里，他看到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新天地。
       一天午饭后，陈嘉庚到延安新市场散步，看到路两边有许多商店。人们告诉他这些店大多是私人开的，陈嘉庚不相信。后来他问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这些商店每家有多少资本？要抽多少税？”南汉宸听出他所疑虑的问题，就说：“资本有多有少。多的十万、二十万，少的数十元、上百元。我们支持本地商人和外面商人在边区做生意，对他们办的商店抽税很轻很少。我们废除封建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他们发展得愈大愈快，对我们愈有利，对城乡交流和自力更生愈有利。”陈嘉庚又问：“对农民怎样抽税呢？”南汉宸答：“这要根据收成好坏来定。每季收入超过400斤的每百斤抽几斤交税，不到 400斤的就免交。我们部队自己也种粮食、蔬菜，既保证军粮供应，又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这样，陈嘉庚才逐渐改变了原来认为共产党“有产必共”的看法······
       陈嘉庚也很喜欢和学生交谈，希望通过交谈了解边区的真实情况。一次，他们谈到边区实行民主政治，老百姓自己选举村长、乡长和县长，陈嘉庚提出疑问：“老百姓不识字的多，不会写自己想选的人的名字，怎么选举呢？”同学们告诉他：“开选举大会时，候选人都背对群众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每个人身后放一个碗，候选人看不见老百姓谁选了谁。监选人按应选出的名额给每个选民发几粒豆子，选民把豆子放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的碗里。最后，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了。这就是无记名投票。”陈嘉庚听后不禁哈哈大笑，他风趣地称之为“豆子选举”，认为它体现了共产党办事公道、真正民主的良好作风。
       6月4日下午，毛泽东和陈嘉庚在考察团住处一直谈到晚上10点。毛泽东告辞后，又走进隔壁国民党科长寿家骏房间。陈嘉庚以为他很快就会出来，想送别他，就在门外等候，等了一阵不见出来，便回到屋里。后来又出来看了两三次，总是看到毛泽东的警卫站在门前，就只好回屋睡了。次日才得知毛泽东与寿家骏一直谈到深夜才离去。共产党的领袖与国民党的一个科长进行这么长时间的交谈，这种诚恳谦逊的态度令陈嘉庚感慨不已。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情况，他决定与老百姓交谈一番，他找到一户商家，亲切地问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共产党领导开的店？”商贩听得一头雾水，随后告诉他：“没有啊，我们都是自主经营！共产党员在这边没有大官，都是最普通的人，甚至这样说，他们的生活过得还不如我们！”陈嘉庚半信半疑，毕竟国民党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都在重庆有大量产业，富可敌国，所以他接连问了好几名商户：“这里有哪几家店是共产党领导开的，你如果说实话，我就在你这多买点！”可是所有商贩都是一个回答，陈嘉庚这才相信，不停地叹气道：“为何两党差别巨大？”其实中共早就下了硬性规定，即公职人员不得经商，如果贪污50元就要革职，如果贪污500元以上就要判死刑。
       陈嘉庚开始明白为何孙中山先生当年要和共产党合作，为何共产党人说是孙中山最忠厚的继承者，“三民主义”没有在国民党体现出来，反而是共产党将“三民主义”发挥到淋漓尽致。
陈嘉庚原定待上三天就走，可是一路走走看看收获太大，最后足足待了九天，在告别会上，毛主席，周副主席，朱老总等人亲自欢送，陈嘉庚上台发言：“在延安的九天时间里，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我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延安之行可用一句话来形容：蒋介石8万元没摆定他，毛主席用一只母鸡奏效！真可谓八万银元没搞定，一碗鸡汤被征服，这既是政治更是智慧。
       回到新加坡后，陈嘉庚开始向华侨们大力宣传中共的政策，说之前一直被国民党的错误宣传所蒙蔽，中国未来的希望一定是共产党，原来拯救中国的人早已诞生，而且已经在那片土地上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了，在行动上，他积极为我党准备各种军用和医疗物资，捐赠了两辆小汽车，方便我党中央领导出行。

 

 

       6月8日，陈嘉庚一行圆满结束了对延安的考察访问。访问延安是陈嘉庚政治生涯发生根本转折的契机，也是他生命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在此之前，他对共产党不甚了解，是坚决的“拥蒋派”。仅九天的延安之行，就使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共产党由怀疑转为同情和信任。陈嘉庚离开延安之后，怀着“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心情，热情地向国内外宣传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宣传陕甘宁边区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方力量抗日救国的诚恳态度和英明政策。
       6月24日，在重庆应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他作了《西北的观感》讲演，真诚的话语打开了外界了解延安的窗口：“那里自抗战以后，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了，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说到教育，也很好······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一年之内开垦了百万多亩田地，这些都是事实。”一个无党派爱国老人的公道话，使在国民党严格控制下的大后方人民对延安的印象耳目一新，受到极大鼓舞。“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走一路宣传一路，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要派人“陪同”他一起活动，都被他严词拒绝。蒋介石恼羞成怒，于是撤销他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职务，指使特务分子不断袭扰他，使他不得不在爪哇岛隐姓埋名近十年之久。1949年，陈嘉庚回到“梦寐神驰”的祖国，并应毛泽东之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他的生命之光更加壮丽辉煌。（记者/续炳义，江苏大学特聘教授、四川省侨联文促会副会长兼文化产业专委会主任、江苏省侨联文促会副会长兼国际传播专委会主任、海南省侨联特聘专家、国际华文媒体联盟主席、国际文化产业智库主席、马来西亚海内外传媒集团主席、海内外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