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照
1910年12月10日，唐明照出生于广东省恩平县圣堂乡塘垄村，童年与母亲、二哥生活在一起。1919年夏的一天，他照例与母亲抬着马桶去村外的菜园，迎面碰到了两个陌生男人，一个50岁左右，一个20多岁。母亲指着一老一少告诉他：“这是你爹，这是你大哥。”就这样他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为了谋生，父亲和大哥早已经去美国务工，因为路途遥远，挣钱不易，父亲只能相隔多年回家一次。
父亲这次回来，主要办3件事：一是盖所房子，二是为两位哥哥成亲，三是商量全家移居美国。之所以要举家移美，是因为父亲不愿儿子们和他一样夫妻长期分居，一人孤单在外，毫无家庭温暖，一辈子只能回家几次。加之那时家乡破败，民不聊生，土匪经常打家劫舍，还专绑华侨家属的票。父亲和大哥、二哥不久匆匆返美，唐明照和母亲以及两位怀孕的嫂子则在家里等待父亲办理移居美国的手续。
1919年5月的一天，村里来了一些中学生，敲锣打鼓地叫大家去听他们演讲。唐明照没有完全听懂他们讲的是什么，但有几点深深刻入他那童年的心灵，令他难忘：“日本人要抢我们的山东，列强要瓜分中国，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我们必须奋斗救中国！誓不做亡国奴！打倒卖国贼！”他那时还不知道这就是“五四运动”。
1920年秋，父亲来信说手续已经办好，唐明照和母亲、两位嫂子抱着出生三四个月的两位小侄子，由一位也要回美国的族兄带领动身了。他们租了一艘小船，由村附近的集圩出发，经赤坎、三埠（开平市的新昌、长沙、荻海三个镇）抵江门，改乘拖渡去香港，前后达数日之久。在香港美国领事馆办了赴美手续，领到的纸可以用来买船票，但到了旧金山，他们这些“新客”（第一次来美的人）要由移民局的人押领，送往“天使岛”的移民局拘留所，等候审理。经过繁琐的审查，验明身份，3个多星期后才准登陆。
上岸与家人团聚后，唐明照入读了当地小学。旧金山市议会早就通过了一项“黄白分校”的法案，不准华人子女到白人学校上学，华侨华人子弟只允许上只有中国孩子的英文学校。为让孩子学习中文，勿忘祖国，旧金山的华侨办了两所中文学校，下午5时至晚上8时上课。父亲与乡亲商量，让唐明照进了其中一所中文学校“晨钟学校”，该校名含有唤起侨胞民族意识之意。学校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设有讲演课，每周在唐人街游行后，在马路上开露天演讲会，由教员和高年级学生讲话，站在孙中山的立场议论国事。经此熏陶的唐明照在1925年“五卅”惨案后，就和几名同学一起组织在唐人街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声援祖国反帝爱国的学生和工人。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的排华法案，血气方刚的唐明照义愤填膺，思考着长期居住美国出路何在。1927年，在父亲和大哥的支持下，唐明照回中国就读于南开中学。他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于4月8日抵达上海，住进堂兄家里。不几日，北伐军进入上海。4月12日，蒋介石宣布反共清党。报纸上每天登载逮捕、杀害了多少共产党员。唐明照很觉不平，本是一道合作北伐，怎么杀起共产党人来了？
追随共产党
1927年9月，唐明照到达天津，前去拜访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请求收录入学，校长欣然允诺。他进入了高中一年级。与他同时就读的还有20余名从各国回来的华侨学生，其中一位就是后来和他结婚的张希先，她当时不满15岁，来自洛杉矶，祖籍开平。
在南开中学，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共产党员郭中鉴。郭中鉴是四川人，原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到黄埔军校学习过，国共分裂后，返回天津从事地下工作。郭中鉴是张希先哥哥的好朋友，唐明照和张希先的哥哥时常在经济上支持他。1929年11月，郭中鉴被捕，罪名是共产党杀人犯。唐明照本就十分敬佩郭中鉴，虽然郭中鉴从没有向他宣传共产主义，他也没有向郭中鉴打听过共产党的情况，但心中觉得郭中鉴人品高尚，有志气。唐明照四处奔走，设法送去衣物，赶到法院与郭中鉴相见。唐明照与张希先商量，由他们用父母供给的生活费请律师为郭中鉴辩护。郭中鉴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天津监狱，每月可探监一次。唐明照和张希先每月都去探望，送去食品、衣物和书籍，并尽量多送一点，以便狱中其他人共用，直至他俩毕业离开。郭中鉴在狱中虽受过酷刑，仍谈笑自若，给唐明照留下了终生不能磨灭的印象。
1930年，唐明照考入清华大学，在朱自清、叶公超、马约翰等老师的教诲下深造。他曾经骑驴去香山、八大处游玩，还梦想带铺盖到八达岭上住一宿，但这一美梦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打破了。
唐明照回忆，“九·一八”事变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此前，他虽有爱国心，但并不热衷政治，一心只想圣贤读书，好好做学问。“九·一八”事变让他警醒，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他已无法安心读书，决心投身抗日斗争。他的转变，与郭中鉴的影响也有很大关系。“九·一八”事变后，他曾给狱中的郭中鉴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日本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愤慨。郭中鉴给他回了一封长信，论述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只有团结全国主张抗日的力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抵抗，才能挽救中国。唐明照收到信后反复思考：出路何在，找谁去？结论是：只有找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的共产党同志找他谈话，他准备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他与另外的同志因散发庆祝“十月革命”的传单被捕。被捕时，他身上已无传单，尚未入团，又是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华侨学生，还有美国老师出面过问，因此拘禁不到两个月，就被无罪释放了。被捕期间，唐明照更加认清了蒋介石政府的反动本质，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出狱后，唐明照没有加入共青团，而是于1931年12月直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32年2月至1933年3月，他先后担任中共北平西郊区委委员、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发动学生、工人散发传单，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积极发展壮大组织。
再赴美国
1933年，唐明照因病回到美国，时值美国经济大危机，一登岸就感觉到一种人心惶惶的气氛。华侨家庭因平时勤劳俭朴，习惯积蓄，困难中守望相助，比一般美国家庭境况稍好些。唐明照家里14口人吃饭，那时父亲已退休，操持家务。父亲规定每天只能花1美元买菜，星期天可吃一只鸡或一条鱼打牙祭，平时不喝咖啡，不吃鸡蛋，不吃黄油，但有牛奶，就这样熬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后来，唐明照考入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研读西方近代史。刚入校时，学生中没有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的组织，只有个别党团员成立了一个社会问题协会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唐明照很快和他们取得联系，与他们一起先后成立了党支部和团支部，他相继担任了美共加州大学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和书记。同时，他参加了旧金山进步华侨的工作，以及爱国华侨要求抗日的运动。其间，他被选为代表出席1934年7月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全美青年大会，列席了同年在纽约召开的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1937年6月，他被调到纽约工作，任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以下简称“衣联会”）英文干事。
那时纽约城总人口800万，中国人四五万，有华侨洗衣馆约4000家，遍及纽约五大区，是华侨人数最多的职业。华侨洗衣馆多为单人经营，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每周6天，很辛苦。
唐明照到纽约不久，“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华侨纷纷成立抗日救国会，捐款支援祖国抗战。“衣联会”会员除自己捐款外，还做了大批捐款筒子，贴上“请你捐款援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英文字样，放置在各洗衣馆的柜台上。约一个月的时间，募捐的款项买了4辆轻便载重汽车，并将之改装成救护车，2辆送给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用中文在车身上写上“献给忠勇抗战将士”；2辆送给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车身写上“献给八路军忠勇抗战将士”。“衣联会”的捐车行动，得到广大侨胞的赞扬。车改装好后，绕唐人街游行一次，召开群众大会欢送救护车回国。不久，纽约华侨的“筹饷总会”成立，统一捐款行动，“衣联会”也就将捐款筒子转交该会处理了。
1940年7月7日，《美洲华侨日报》在纽约出版，唐明照任社长。此前，他已于1939年起担任美共中央中国局的书记，此后任职长达10年之久。《美洲华侨日报》是进步华侨办的报纸，为广大的华侨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说话。它高举抗日的旗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努力促进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敢于主持正义，为大众说话。《美洲华侨日报》曾用逐日连载的方式，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还曾全文刊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于1940年11月9日发表的关于皖南事变的著名“佳电”，以及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皖南事变第二天写的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的长篇译文。皖南事变后，唐明照与《纽约公报》的总编辑吕超然、旧金山《世界日报》的总编辑李大明商量，联合致公堂在美洲各国的报纸，如加拿大的《大汉公报》、古巴的《开明公报》等10家报社，对皖南事变发表了“十报宣言”，反对分裂，反对内战，要求国民党蒋介石当局悬崖勒马，不要破坏抗战，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美国宣布对日宣战。为加强对外宣传，美国政府设立了“战时情报署”（战后更名为“美国新闻署”）。为表示支持美国参战，经美共中央中国局几位负责人商量，唐明照辞去了《美洲华侨日报》社长职务，到“战时情报署”纽约分署担任翻译工作。同时，他仍极为关心报馆，每星期都去几次，并利用业余时间为报纸写文章。其间，他被美国陆军部借调数月，为派到远东的一批美国军官学习中文对话担任教员。任务完成回到纽约的那天，唐明照的女儿出生，起名闻生，取闻父归而生之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经中国局的几位负责人商量，唐明照辞去了“战时情报署”的工作，重新回到《美洲华侨日报》担任总编辑。当时华侨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的前途，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个独立、自主、和平、民主、富强的祖国，不希望倒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分裂的、贫弱的旧中国。正在这个时候，董必武来到美国。对于唐明照等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海外的同志来说，此时董必武的教诲极为重要和及时。
董必武是来美国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董必武是中国代表团10名代表之一，但与其他9名代表（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胡适、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霖）不同，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19个解放区、1亿人民、91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的，因此也就特别受到中外人士的重视。董必武在美国逗留大约半年，除开会时在旧金山外，其余的时间都在纽约。他在美期间，接触的人很多，无论是美国朋友、华侨同胞、中国留学生等，都喜欢聆听他对中国解放区情况的介绍，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以及对共产党的政策的阐述。“衣联会”请董必武给全体会员作报告，他欣然应允，勉励华侨继续发扬爱国、勤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对内加强团结，对外做好美国人民的友好工作。他很关心《美洲华侨日报》的运营情况，说：“报纸要有原则性，不能随风倒，要反映广大华侨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和他们的迫切要求，要为他们说话。”纽约的同志对于董必武的到来更是高兴万分，就像远离家乡的孤儿见到亲人一样。董必武请唐明照他们把住在纽约附近的同志召集在一起，给他们作了一次报告。唐明照等受教益很大，对中国未来的前途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唐明照很尊敬著名爱国侨领、致公堂创始人司徒美堂，与致公堂的报纸合作密切，并经中共党组织批准曾加入致公堂。司徒美堂老先生也曾经不顾高龄，徒步登上5层楼，出席纽约“衣联会”召开的向华侨宣传抗日的大会并作演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要在北京召开政协会议，中央写信给唐明照，要他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政协会议。唐明照去拜访司徒美堂，没说几句话，老先生就说：“我当然去。”为防止敌人知道这个消息从中阻挠破坏，除了身边几个最亲近的人之外，一律保密。司徒美堂回国时，唐明照亲自由纽约护送他到旧金山，直看到他平安地上了飞机之后才返回纽约。
唐明照的活动范围不限于华人社会，他对美国人民，特别是报界也做了许多工作。解放战争期间，美共的《工人日报》起初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很不重视，也不了解，很少登载有关中国的报道，甚至在报道中有错误。经唐明照多次找该报国际版编辑谈话，介绍情况并提供材料后，他们才开始注意。到解放战争后期，美国报纸大量登载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评论，唐明照实际上成了该报的中国问题的义务顾问。当时美国著名的自由派记者《纽约星报》主编斯通和颇具权威的军事评论家马克斯·沃纳都曾根据唐明照同他们的谈话和提供的材料发表文章，影响很大。甚至连颇负盛名的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也曾根据唐明照的谈话，在他那个在全美多家报纸同时发表的《华盛顿走马灯》专栏里写过文章。唐明照还通过讲演等各种方式，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促进了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为免受美国麦卡锡法案迫害，经中共中央批准，唐明照于1950年9月辗转回国，之后一直奋斗在外交战线上。他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对外工作方针，在人民外交、党的对外工作和政府多边外交工作中，都作出了突出成绩。
回国之初，他被分配到外交部当专员。1951年初，彭真同志安排他到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和大”）工作，任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和大”对外联络部的主要职责是做参加国际会议的具体筹备工作和接待外国的民间代表团和人士，参加最多的国际会议是每年都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
1952年，中国政府在北京发起召开了一个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唐明照参与组织筹备。该会到会代表367人，来自37个国家，包括21个亚洲国家，12个拉丁美洲国家，2个北美国家，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另有列席代表和来宾62人。大会11项宣言和决议，全部一致通过，没有一票反对。这是新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
1963年，华沙举行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仍在熊熊燃烧的背景下，有人竟突然提议要全体起立为被刺身亡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默哀致敬。唐明照代表中国代表团立即起来反对，指出：“肯尼迪作为美国总统，美国海陆空军总司令，他派遣美军到越南去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和平大会怎能向这样的人默哀致敬？越南人民在美国狂轰滥炸死伤惨重的情况下，坚强不屈，不怕牺牲，对美国的侵略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不但是在保卫越南，而且是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因此，中国代表团提议大会向英勇的越南人民致敬。”唐明照话落，全场先是沉默，随后从各个角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越南南方代表立即站起来支持，朝鲜等国代表也一致响应。提议默哀的人也表示，唐明照这番讲话言之有理，无可辩驳。
唐明照在联合国会场
此外，唐明照还多次参加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的会议。其筹备会议和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于1956年在开罗举行，那时联合国里的非洲国家只有4个，多数都还没有独立。第二、三、四届分别在几内亚、加纳、坦桑尼亚召开，参加的很多非洲代表都是本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人。有的非洲代表对中国不很了解，唐明照与他们多方面交流，介绍中国的情况和政策，对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很有好处。
“文化大革命”前，唐明照最后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是1965年10月初在印尼举行的反对外国军事基地会议。9月30日下午，他抵达雅加达参加筹备会议，当时印尼表面上很平静，但当晚就发生了“9·30事变”。印尼陆军在苏哈托率领下从万隆开进雅加达，开始进行血腥镇压，抓了许多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并且把中国大使官邸包围起来，发出冲击威胁。过了几天，反对外国军事基地会议依旧照常召开，唐明照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大会开幕前夕，印尼暴徒冲进中国驻印尼商务处进行破坏，为表明中国的态度，唐明照没有出席开幕式听苏加诺讲话，而由其他同志出席。会议结束后，他按国内指示留下参加使馆党委工作，直至一个月后签证期满回国。
“文化大革命”中，面对受到冲击的党的对外工作，唐明照坚持原则，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唐明照由中国政府举荐，于1972年出任负责政治事务、非殖民化、托管地工作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在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讲坛上，他用精湛的英语阐述了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独立的鲜明立场。
唐明照广泛接触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和领导人，为彻底结束殖民统治而奔走呼号，赢得了很多朋友和广泛的国际赞誉。凡是非殖特委会听取解放运动重要领导人的申诉或揭露殖民当局的演讲，他无不亲自聆听，并记下他们的正义要求。这包括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穆加贝、纳米比亚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努乔马、南非阿扎尼亚驻联大代表西贝科，还有当时鲜为人知的科摩罗、圣赫勒拿、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等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他还宴请他们，激励他们从事正义的斗争。解放运动领导人把他视为挚友，有问题和要求都愿找他谈。
唐明照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参加了众多的非殖民化会议，访问了非洲、南太平洋等许多国家，支持他们的民族解放斗争，足迹遍布五大洲，行程数十万公里。在他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期间，15个领地赢得了独立。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对唐明照领导非殖民化部门所取得的卓著成绩给予了很高评价。原国民党外交元老顾维钧的长女顾菊珍，在唐明照掌管的非殖民化部门工作，对他的工作能力和人品非常钦佩，说他把部门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另一位高级官员田中先生称赞唐明照处事非常干练，使他这个来自以“工作狂”出名的日本的联合国官员也由衷地钦佩。
1979年从联合国卸任回国后，唐明照担任中联部顾问，积极参与党的对外工作战线的拨乱反正。他始终以人民公仆要求自己，把在联合国7年工作收入所得27万美元全部交给国家，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在事关党和国家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他头脑清醒、立场坚定。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中国虽穷，但分量很重》的谈话，很快被《人民日报》等报刊加按语转载。他在谈话中强调要坚定民族自信心和发扬实干精神，说：“我劝青年朋友们相信，我们中国虽穷，但分量很重，正因此别人才不敢小视我们。只要我们认真纠正种种失误，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自己看得起自己，上下勠力同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千万要自尊和自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