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谈新疆的重要性，谈新疆的战略地位，其实如果没有左宗棠，新疆的归属可能会发生变故，新疆的历史可能会改写，当时的情况是内忧外患错综复杂，左宗棠拍案而起、据理力争、力排众议、挺身而出，周密筹划，强势出击，平定叛乱，拨乱反正，措施得当，建设新疆。 左宗棠的新疆实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和无价财富， 主要体现在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改革创新的图强意识；善政恤民的天地正气；抗击外寇的铁血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命运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和一体性，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关系。这一意识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也是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维护和促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通过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认同感和归
属感。这种意识使各个民族之间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努力追求国家繁荣和社会进步。它强调中国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平等，认可各民族各自的文化传统和贡献，并通过文化交流、民族团结等方式促进不同民族的和谐发展。
       左宗棠在新疆所做的事情体现了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他在新疆的活动中，不仅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还通过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左宗棠在新疆的军事行动中，成功平定了阿古柏势力，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这一行动不仅是对外来侵略的坚决反击，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体现。他的军事行动，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左宗棠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新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他重视教育，兴办学校，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他还鼓励各民族之间的通婚和经济交流，通过这些措施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团结。左宗棠的行为和决策，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实践，也为后来的新疆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事迹和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背景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外部侵略、内部政治斗争、以及清政府的应对策略。具体来说一是外部威胁。1865年，中亚浩罕国的阿古柏率军侵占新疆的喀什噶尔，并成立“哲得沙尔汗国”。随后，阿古柏的势力扩展到北疆，并与英、俄等国勾结，这些国家试图通过支持阿古柏来控制新疆；二是内部政治与军事准备。面对外部威胁，清政府内部发生了塞防与海防之争。左宗棠主张重点防御新疆，他的建议最终被清廷采纳，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制定了“缓进急战”和“先北后南”的方针，进行了充分的军事准备；三是军事行动。1875年，左宗棠率领清军出发收复新疆。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战斗，清军逐步收复了被阿古柏占领的土地。这场战争不仅展示了左宗棠的军事才能，也体现了清政府在面对外部侵略时的决心和行动。此外，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行动也反映了清朝后期在处理内外挑战时的复杂局势，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关乎军事胜利，还涉及到政治、外交等多个层面，展示了清朝末期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努力。

 

 

       1865年，毗邻中国西北边疆的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占领了包括喀什噶尔、和阗、阿克苏在内的南疆地区以及迪化（今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与此同时，恰逢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不久，沙俄和英国的竞争焦点转向亚洲。处于亚欧腹地、被形象地称为“亚洲枢纽”“亚洲心脏”的新疆，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获悉阿古柏入侵新疆后，沙俄和英国都意识到这是扩大势力范围的重大机遇，因此两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阿古柏。沙俄以“代管”和保护侨民为借口侵占伊犁地区，并扬言攻占迪化（今乌鲁木齐）。 英国则妄图在新疆成立一个隔绝沙俄势力的“缓冲国”。 阿古柏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建立了伪政权，中国西北边疆局势岌岌可危。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朝臣主张听从英国的建议，承认阿古柏侵占新疆的既成事实，集中国力专心海防，在某种程度上有放弃新疆的意味。得知这种情况，左宗棠心急如焚。他如孤勇者般挺身而出，力陈放弃新疆是自挫国威的短视行为，助长西方列强嚣张气焰，必将遗患长远。他陈述“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利害关系，最终打动了清朝最高统治者， 清政府由此定下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战略，于1875年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新疆地域广大，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为16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这里有众多的草原、河流，也有连片的沙漠戈壁。南疆地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为33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十大沙漠，被誉为“死亡之海”。今天，我国已建成三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公路。但在19世纪70年代，西征军绝无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可能。面对新疆复杂的地势，先收复北疆势在必行。收复新疆之战的关键在于解决补给问题。西北用兵，“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难于筹粮”。从甘肃到新疆路途遥远，必须提前筹划好进军和补给路线，保证粮饷供应充足才有望获得胜利。现在，从甘肃酒泉到新疆东大门哈密，开车走连霍（连云港到霍尔果斯）高速，全程共计632公里，最快需要花费7个半小时。当时西征军的主要运输工具是马、骡子和骆驼等畜力，以这样的运输条件供应几万大军的吃穿用度，补给的难度可想而知。随着西征军的不断深入，这条补给线会越来越长。因此，左宗棠实施精兵策略，裁撤军队中的冗员，鼓励他们就地发展生产，保障军队供给。
       左宗棠坐镇甘肃肃州（今酒泉市），根据新疆地势情况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两条基本作战方针。1876年，在粮草、武器准备充足的情况下，左宗棠命令刘锦棠、金顺兵分两路率军出关入疆。为了利用沙俄和英国之间的矛盾，左宗棠决定暂不直接收复伊犁地区，而是集中兵力消灭阿古柏建立的伪政权。西征军在古牧地（今米泉）、迪化和玛纳斯等地与敌军英勇奋战，狠狠挫败了敌军的锋芒，把上述地区一一收复。在收复迪化的战事中，清军在六道湾山梁上架起大炮，一炮即轰塌了一处城墙，敌军瞬时大溃，清军一鼓作气迅速进城，乌鲁木齐水磨沟区重建的“一炮成功”广场就是为了纪念当时的那段历史。
       随后，西征军攻占了通往南疆的军事要地达坂城，收复了托克逊和吐鲁番，彻底打开了南疆通道，至1878年1月，西征军已先后攻克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及和阗等地，这标志着新疆除伊犁外的地区大体被收复。从开始进军到驱逐侵略者，整个军事行动历时一年半时间，但实际作战时间只有不到八个月。在道路交通和补给等各种困难条件下，进展如此神速，真可谓“势如破竹”。

 

 

       在收复新疆大部后，伊犁地区成为清政府和沙俄关注的焦点，1871年，沙俄料定清政府无法收复新疆，因此在出兵强占伊犁时曾向清政府表示，等清政府收复迪化、玛纳斯等城后，就会将伊犁交还给清政府，左宗棠的迅速进军打破了沙俄妄图长期侵占伊犁的美梦，将沙俄逼到了谈判桌前。但清政府代表崇厚十分无能，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按照条约规定，清政府除了要赔偿沙俄500万卢布“收回”几座空城外，还要丧失伊犁地区的大片领土，清政府对崇厚擅自答应对方条件的行为十分不满。在派出曾纪泽到俄国继续谈判的同时，清政府也密令左宗棠做好军事收复伊犁的准备，这才有了左宗棠抬棺出征的一幕，左宗棠不畏强敌，豪情万丈，用“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表达了坚决收复伊犁的决心，左宗棠的行动震慑了沙俄。经过艰难谈判，中俄双方于1881年签订《中俄改定条约》。此条约虽然也是不平等条约，但较之前崇厚签订的协议，已经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权益，伊犁最终回到祖国的怀抱。林则徐晚年曾路过长沙，与布衣秀才左宗棠有一次彻夜长谈，史称“湘江夜话”（也称“星沙夜话”）。林则徐对青年左宗棠十分器重，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他，并寄予厚望：“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几十年后，左宗棠没有辜负林则徐的期望。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的举措主要包括建立行省、实施“缓进急战”的军事策略、以及通过外交努力收回伊犁地区。首先是建立行省。在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提出了在新疆建立行省的建议，以实现政制与政令的统一，他建议以乌鲁木齐副都统驻地为省会，新疆巡抚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此外，他还对新疆的行政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设立了多个知府、知县等职位，以管理地方民政事务和军事防务。其次是实施“缓进急战”的军事策略。面对新疆错综复杂的形势，左宗棠提出了“缓进急战”的作战方针。这一策略考虑到了新疆的地理与地貌特点、交通状况，以及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与实力对比。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来筹措军饷、囤积粮草、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这一策略的成功实施，使得左宗棠在攻占古牧地后仅用了6天时间，就收复了新疆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还有通过外交努力收回伊犁地区。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中国通过军事进逼和外交努力，与俄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政府最终收回伊犁地区。这一举措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
       新疆建省后的次第改革有，一是建立一套军政管理制度,消除封建割据政权,置郡县，实行新伊分治，新疆省城设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伊犁将军仍驻惠远,权力大大削减；二是整顿财政金融，裁兵节饷，统一货币，田赋实行按亩计征制度；三是举办屯田，兴修水利，提倡种桑养蚕，发展农业和缫丝业；四是恢复义学，新增三十多处新义学，开设书局，刊印书籍。这些改革措施，使新疆一地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对巩固西北边防，防御沙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
       左宗棠收复新疆、捍卫祖国领土的壮举，彰显了我国抵御外来侵略的勇气和决心。收回新疆后，左宗棠没有停下脚步，一方面重建秩序，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兴修水利，开垦荒田。新疆各地开展许多水利工程，这些为发展经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左宗棠赤诚的爱国之心，天地可鉴，在众人建议海防时，他勇敢地站出来；在军费拮据时，自己想办法筹钱；甚至在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时，竭尽全力捍卫国土；收复新疆后，依然心系着它的发展，左宗棠的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左宗棠的精神更值得我们敬仰。

 

 

       左宗棠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主要体现在一位在晚清历史中留下浓重一笔的湖南人，他的一生致力于澄清天下，重开太平，为那个浑浊的时代照亮前路，也温暖了整个世界。他的家国情怀不仅体现在对国家的忠诚和贡献上，还深深影响了他的后裔和后世。左宗棠的这种情怀，是他一生魂牵梦萦的宏愿，也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左宗棠的行动和决策，无不体现出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面对国运衰竭、列强环伺的困局，他力排众议，率兵西征，保住了中国六分之一的国土，展现了其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责任感。他的这种精神，不仅在当时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宗棠的后裔们，深受其精神影响，大多投身于教育、科研、医疗、文化、艺术等领域，继续践行着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在家族内部得到了传承，而且成为了湘阴这座城市重要的文化根脉，深刻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左宗棠的生平和事迹，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家国情怀，是对“修齐治平”做人正道和理想的生动诠释，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爱国情怀的具体体现。左宗棠的一生，是对“出征卫国”理想的践行，是对“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献身精神的最好注解。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左宗棠是晚清时期的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以改革创新和图强意识著称。左宗棠的改革创新图强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军事改革。左宗棠深知清末时期的军事力量严重不足，因此他积极推动军事改革。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战术，以提高清军的战斗力。在他的领导下，清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训练和装备更新，以应对外来侵略的威胁。二是洋务运动。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认识到西方科技的先进性，并积极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他主张创办近代工业企业，发展交通运输和通信事业，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三是教育改革。左宗棠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是培养人才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他主张改革教育制度，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和方法，培养具有现代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他的这些努力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四是地方治理。左宗棠在地方治理方面也进行了创新，他主张加强地方政府的职能和能力，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他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改进税收制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左宗棠的这些改革创新举措，体现了他强烈的图强意识和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他的努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和政治局势的限制，但他的精神和贡献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宗棠在新疆的善政恤民体现了他的天地正气和家国情怀。左宗棠是晚清名臣，以其清廉自律、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和为官准则，在新疆留下了深刻的政治印记。他的政治生涯中，不仅自己坚守廉洁，还将这种价值观贯穿于治家、治国之中。左宗棠的家规家训，包括家书、楹联匾额以及警示劝诫名言等，都充满了浩然的天地正气与浓郁的家国情怀。他反对科名求仕，极力倡导“耕读为本，自立自强”，要求子孙艰苦奋斗、自食其力，凭真才实学，靠技艺吃饭，以实学实行造福大众。左宗棠教育子孙要清白廉洁，“一芥不取，一尘不染”，鼓励子侄们胸怀天下，要有大无畏的担当精神。在左宗棠的严厉教导下，左氏家风端肃，时人称赞。他的生活简朴，为官清廉，即使身为封疆大吏，每年寄回湘阴的家用也只有200两银子，其余全部用于治军等用途。由于长期伏案工作，袖口经常磨破，为节约置衣开支，左宗棠在衣袖外加层袖套继续穿。这种勤俭清廉的生活态度对后世子孙影响很大，更难得的是带出了一支清廉的团队，他麾下的将领、官员均以清廉闻名于世。左宗棠的善政恤民不仅体现在他对个人的严格要求上，还体现在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怀上。他任闽浙总督时，严加劾办贪吏，对那些贪赃枉法者严惩不贷。他还搜集整理吏治言论，编成《学治要言》，发给各级官吏学习，要求廉洁干练，远离贪腐。左宗棠的这些做法，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吏治体系和独特的廉政文化，为新疆的发展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之，左宗棠在新疆的善政恤民体现了他的天地正气和家国情怀，他的政治实践和家庭教育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尤其是在勤俭清廉、公而忘私方面的表率作用，对新疆乃至全国的政治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宗棠抗击外寇的铁血精神主要体现在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尊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时刻维护民族尊严和利益的忠勇爱国行为上。左宗棠的一生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与贡献。他不仅在收复新疆的壮举中展现了勇于牺牲个人利益、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在自力更生办洋务的过程中，展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左宗棠的这些行为，不仅是对外寇的有力抗击，也是对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坚定维护。从文化渊源和历史背景来看，左宗棠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骨子里有着挥之不去的血性与担当。在晚清积贫积弱的背景下，左宗棠挺身而出，抗敌卫国、兴业图强、善政爱民，成为捍卫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一代民族脊梁。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具体体现。左宗棠的抗击外寇的铁血精神，不仅体现在他的军事行动上，更体现在他始终坚持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民族尊严的维护上。他的行为和精神，对于今天我们面对各种挑战和风险，坚持自信自立、增强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记者/续炳义，江苏大学特聘教授、四川省侨联文促会副会长兼文化产业专委会主任、江苏省侨联文促会副会长兼国际传播专委会主任、海南省侨联特聘专家、国际华文媒体联盟主席、国际文化产业智库主席、马来西亚海内外传媒集团主席、海内外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