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尤今　整理|麦博恒

尤今

    我原名谭幼今，祖籍台山市台城白水村委会大岭厚村，1950年10月10日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怡保镇。数十年来，我从事文学创作，辛勤笔耕，迄今为止，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美国、欧洲、中国出版了140多部书，包括小品文、游记、散文和小说，达千万字以上。1991年，我成为新加坡首届“新华文学奖”唯一得主，这是新加坡文学奖的最高荣誉，对我鞭策极大。

    1902年，我的祖父为了谋生，从台山漂洋过海，来到马来亚，父辈已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我是第三代。小时候我家里非常穷，住在茅屋里，但我们有很丰富的精神生活。这精神生活像灯一样，把物质照得很亮很亮。

    父亲生性爱书善文，又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马来亚，他与马来亚军民在丛林中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抗敌斗争。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前往马来亚北部开发锡矿，后来成为一家酒店的老板。后来酒店便成了谈诗论文的场所，天天高朋满座，谈天说地，就是有顾客来了，父亲也顾不上做生意。父亲还慷慨献出美酒佳肴，让他的朋友酒醉饭足，纵论天下，有时意犹未尽，干脆将一瓶瓶好酒让朋友带走。酒店经不起这般折腾，不久就关门停业。但是，父亲仍不改初衷，又办起《迅报》，专门谈文化、谈社会、谈理想，母亲担起撰稿人的职责，在上面撰写长篇连载小说。但是，这份纯粹为理想和一时兴趣而办的报纸，经受不起时间和困难的考验，挣扎了两年，最后还是闭馆告终。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成长起来，从小便徜徉在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之中，父母舞文弄墨，广交朋友，我耳濡目染，随处可见的报纸、书籍给我幼小的心灵开启了一扇通往文学的窗口。我觉得离开了书就像鱼离开了水，活不下去。小学毕业时，我已经读完了大部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如《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同时，我还阅读了大量童话书籍，如《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还有各种各样的成语故事。

    当时，我家附近有个书摊，很多像我这般大的孩子都在那里租连环画看。那些连环画大都是武侠、打斗题材的，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写有益的作品让他们看。小学五年级时，学校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我的志愿》，我便以《我想做个小小童话家》为题，写了长大要当一名童话家的理想，作文受到老师的表扬，并作为范文在堂上宣读和评讲，老师还说我文章的结尾部分是神来之笔。我受到了极大鼓舞，把这篇文章寄往报社，后来报社将这篇文章发表了。

    文章的发表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我决心认真地写下去，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停止过。我换了几份工作，为人妻，为人母，有些嗜好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放弃了，只有阅读和写作伴随着我的一生。

    1958年，我家迁往新加坡定居，父亲成了建筑工程承包商，生意应接不暇，家境日渐丰厚，能供我上大学。1972年，我考取了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学位，并获第一名金牌奖。一年后，我又考取了中文系一等荣誉学位。

    学生时代，我写作文是为了发表，而不是享受写作，所以那段时间我的作品都有很刻意的雕琢痕迹，而显造作。我爸爸就曾给我当头一棒。我有一篇写《渔家苦》的文章，写一个捕鱼人家怎么在生活线上挣扎，我给爸爸看，爸爸看完后很久不出声，然后说：“你对捕鱼人家懂多少？如果你不懂的话，你这些都是闭门造车的文字，闭门造车的文字怎么会有它的活力？”这话让我知道了创作是离不开现实生活的，永远不要去碰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因为那个是塑胶花。要让作品有鲜花的亮泽，发出鲜花的香味，就必须让植物扎根于泥土，泥土就是生活。从此，我醒悟过来，我的笔下就找不到不属于我生活范畴里的文字。如果写我不熟悉的范畴，我会去做很多工作。

    到了大学之后，我对写作的爱慢慢开始是源于内心，但文字的功力还不是很深厚，作品里有努力的痕迹。直到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之后，写作就好像是水到渠成的东西，不再是刻意雕琢，文字像水一样很自然地流出来。但我还是会善待它，不断地给它吃补品，它也会报答我。

    在这种孜孜不倦精神的驱动下，大学期间，我完成了短篇小说《飘》，投稿参加比赛前，我想给自己起个笔名。父亲给我取名幼今，幼者，不足也；“今”指的是现在。“幼今”意为“现阶段的我学问不足，必须努力进取”。我认为自己“过去努力不竭，今日尤当如此”，于是用了“尤今”这个笔名。《飘》一文获得新加坡“全国五大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二名（第一名空缺）。从此以后，“尤今”这个名字便频频出现在世界文坛中。

    1973年，我大学毕业，想当一名记者，但是当时新加坡报馆没有空缺，只好受聘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从事采编工作。三年的图书馆工作，使我进入了一个知识的海洋，我认真吸吮着书的营养，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6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新加坡的华文报馆《南洋商报》，担任外勤记者。我谨记父亲对我的教诲，不断地深入实地采访，终于在1978年出版了新闻特写集《社会鳞爪》，1979年出版了小说集《模》。这些作品忠于生活、注重真实，情感特色浓富，出版后，佳评如潮。

    后来，为了照顾孩子，我再三考虑，决定结束记者生涯，选择了教书的职业，当了一名中学华文教师。我教的是大学预修班的孩子，在我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我教他们，接触他们，聆听他们，因而我也写了一系列以新加坡青少年为创作对象的书籍。我在教师岗位上奋力创新，改变了课堂上“命题作文”的传统方式，组织学生“走出斗室，实地采访”，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引起了新加坡社会公众的广泛重视和好评。

    我的丈夫祖籍在今海南省，是新加坡高级工程师，被派遣到沙特阿拉伯工作，为期三年。1979年，我前往沙特阿拉伯与丈夫相聚，我们住在山脊的小白屋里。该地是沙漠地带，环境恶劣，昼夜温差大，且风大、沙浪大，当大风刮起来的时候，沙助风势，风助沙威，劈头盖脸地袭来，一浪接一浪打在小白屋上，小白屋摇曳作响，恰似鬼哭狼嚎，令人胆战心惊。我孤守在家，有在惊涛骇浪中痛苦挣扎的感觉，但沙特独特的风土人情却让我留下深刻印象。因尚在襁褓的孩子水土不服，一年以后，我只得回到新加坡。

    沙特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令我文思泉涌，我写出了散文游记《沙漠中的小白屋》，以我在沙特生活为题材，不仅写出异国风土人情、宗教习俗鲜为人知的奇异色彩，而且反映出异邦朋友的言谈举止、思想情感。该散文游记于1986年由新加坡友联书局出版后，震撼了星岛文坛，新加坡书业发展理事会给我颁发了华文最优秀作品奖。

    《沙漠中的小白屋》的发表，标志着我的创作走向成熟。我的作品分主要有四类：小品文、小说、游记、散文。其中，我写得最多的还是游记。而游记中，以“人物”作为描写重点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旅行是丰富我生活的一种方式，间接帮助了我写作，让我开阔了视野，而且我的生活观、价值观通过旅行不断地在调整，这些都不露痕迹地流进了作品里面。迄今为止，我的足迹已遍及亚、非、欧、美、澳及北极圈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自认是个“恒远不累的旅人”，而秦牧先生则说我是一个“大旅行家”。梁羽生先生曾评价我的作品说：“古人说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我似乎也可以说尤今的小说是‘小说中有游记’。”

    我的写作向善向美，特别是对生命、生活的热爱。我不想通过文章来说教，我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以糖霜来包裹黄连的，应该是以好的素材、好的文笔，让对方甜滋滋地吃下去。我觉得文字是有使命的。记得有一次在南昌签书，有个少妇排到我面前之后，抓住我的手，不停地哭。她说，她随丈夫从上海来到南昌，是读着我的书度过了无数个熬不下去的日子。

尤今作品《聆听文字的声音》

    由于我辛勤努力，1991年我获得了新加坡第一届“新华文学奖”。该奖项只颁发给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作家，是新加坡文学奖的最高荣誉。它的评选十分严格，基本条件是：被评选者的著作必须质量皆佳；最少已出版过10部著作；评选当年最少要出版过两部著作；并善于创作各种作品；在国内外均有著作、文章发表；还要积极参加团体活动，推动文学发展。

    我笔耕不辍，为中华文艺的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的《叙利亚的卖水人》《绿毛龟》《另一种“赞美”》曾被中国大陆选为学生语文课教材。重庆师范大学甚至成立了“尤今研究中心”，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单个海外作家命名的学术研究机构。

    我常自助旅行，回到故土，感受祖籍国的大好河山，曾去过海南、广东、云南、四川、江西、北京和东北三省，并写下了许多作品。

    1995年3月，我回故乡台山寻根问祖，圆了我长久悬在心上的“还乡梦”。我带走故居被熏黑的瓦片，又摘下了屋边石榴树叶。我在《美丽的胎记》写下这样的字句：“台山的一草一木于我而言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们蕴藏了一份一出世便深入地埋下的感情；更明确地说，台山就是附在我身上的一个极其美丽的胎记啊！”

转自： huaxia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