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陈子褒的曾孙辈，我称他为太公。太公陈子褒，名志孚，号荣衮，又号耐庵，1862年生于新会县外海乡（今江门市江海区外海街道）。他早年追随康有为，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考察日本的小学教育后回国，弃政从教。他主张改革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中国白话文的先驱之一。他注重妇孺教育，编写大量启蒙书籍，开启民智，办义学，兴女校，自号“妇孺之仆”，被誉为“东方的裴斯塔洛齐”（裴氏为瑞士著名儿童教育家）。他对于文化教育事业贡献之大，堪为中国文化革新之先进者，是清末民初岭南地区著名的平民启蒙教育家。

陈子褒

    太公出身于书香门第，聪颖而好学。据传，他于光绪三年（1877年）考取秀才，光绪十九年（1893年）考取广东举人第五名，膺“五经魁”，名列南海康有为之前，但他读了康有为的《书同文》试文后，自叹不如，特前往万木草堂拜谒。谈论之间，他大为折服，便效法宋代吕荣阳拜程颐为师的故事，执弟子礼，拜康有为为师，与梁启超、梁启勋、卢湘父、等人一起学习。在康有为门下，陈子褒开始接触新知识、新思想。他推崇康有为是其思想的启迪者，“然苟无康先生教导，则茫无门径，虽十分勤勉，亦无所用之”。

    1893年冬，万木草堂迁到广州学宫仰高祠（今广州市工人文化宫）内。当时祠内奉祀历代名臣，神龛上设有牌位。一天，陈子褒与梁启超、梁启勋等人在祠中谈话，梁启超猛然发现神龛上有元初将领张弘范的牌位，大为吃惊。梁启勋把张弘范的牌位取下摔到地上，去厨房找来菜刀，想将其劈碎。陈子褒连忙制止，说：“不用忙，他尚未知罪，待我宣布其罪状然后行刑可也。”于是他找来纸张笔墨，一挥而就，作成一篇短文：

     尔张弘范，以汉族之子孙，作胡奴之爪牙，欺赵氏之孤寡，促宋室之灭亡，尤复勒石崖门，妄夸己绩。陈白沙曾以一字之贬，严斧饿之诛。乃复窃位仰高，滥膺祀典。若非加以颢戮，何以明正典刑。尔奸魂其飞于九万里之外，毋污中土。

    梁启超高声朗读了一遍，梁启勋才挥刀将张弘范的牌位劈为碎片。

    当时，广州双门底有间“圣教书楼”，是一个名叫左斗山的基督教徒开设的。他热衷新学，大量购进上海广学会和中国教育会翻印、出版的外文书译本，使“圣教书楼”成为广州唯一的新学书店。陈子褒经常来这里看书，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他还开始学习英语。

    1895年，陈子褒进京参加乙未会试。时值中日战争结束，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京参加应试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联络18省应试举人共同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敌、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史称“公车上书”。陈子褒参加了这一运动，随后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鼓吹变法维新。

    1898年3月，陈子褒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在京组织的“保国会”。在“百日维新”期间，他还到梁启超主持的译书局任事。由于“维新变法”失败，康梁逃亡海外，陈子褒也经上海东渡日本。在神户，他找到在东亚报社当主任的同学韩文举，经其引荐结识了该报主编侨本海关。

    侨本海关是日本著名教育家，也是诗人，各学校的校长多是他的诗友。在他的介绍下，陈子褒到各校参观，考察日本小学的教学方法。他特别欣赏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创立的庆应义塾，推崇该校的教育宗旨和教学方法，决心效法，以教育救国。同年底，他返回中国，开始撰文编书办学，以实践自己的抱负。

    陈子褒在日本考察小学教育四月有余，领悟到小学教育是强国之要，决心改良于中国启蒙教育。

    1899年，陈子褒回国后先在开平县邓氏家塾任教席，不久即到澳门设馆教学，其馆址设在荷兰园正街，初名“蒙学书塾”，后改为“灌根书塾”。他把蒙学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改革文言文，提倡通俗的白话。这一年，他在澳门组织中山、新会、台山等地小学的20多名教师，成立“教育学会”（后改名“蒙学会”）。他在《教育学会缘起》一文中，开篇即言：“一国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系乎教育”，“中国教育既失其本，复遗其末，非全行改革，无以激发国民之志气，浚沦国民之智慧”，“识微见远之士；至谓中国之亡，亡于学究之手，岂谬语哉”。评论深刻，入木三分，发人深省。

    要开启民智，必须改革语言，普及“浅说”（即白话）。太公于1899年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文中指出：“今夫文言之祸亡中国，其一端矣。中国五万万人之中，试问能文言者几何？大约能文言者五万人中百人耳。”他继而指出：“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万九千百分之人居于黑暗世界中……”他还借用“古玩店”和“卖米店”这些常见事物对文言文的观赏性和白话的实用性进行比较，“文言譬如古玩店，浅说譬如卖米店。一国之中，可以人人不买古玩，不可以一人不买米”。通俗的比喻道出了白话的实用性和重要性。

    太公倡导的白话文教育运用港澳地区人们熟悉的粤语编纂教材，甚至翻译经典，推介外来文化，为广大妇孺和普遍百姓所接受。

    1900年夏，陈子褒接受澳门格致书院（即广州岭南大学前身）汉文总教习钟荣光的邀请，前往该校主持暑期国文讲习班，历时三届，先后出版了有关妇孺教材多种。这些白话读本很快就传入内地，成为乡间书塾的教科书。这些读本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文教科书。

    此后7年多，陈子褒集中精力编写启蒙课本，出版了大量教材。1904年，他主持编辑发行了《妇孺报》和《妇孺杂志》。1909年，“蒙学会”成立了“子褒同学会”，选卓乃宙为首任会长。同年及以后两年时间里，该会出版了《七级字课》的系列教材。1912年至1917年，陈子褒先后出版了一些历史方面的教材，如《左传小识》《史记小识》等，还出版了《灌根小学杂志》。

    1918年，太公将“灌根书塾”迁到香港坚尼道循道会旧址，继续从事小学教育。不久，学塾先后易名为“子褒学塾”和“子褒学校”，规模日渐扩大，最高峰时学校有学生230余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地区最有名的私塾，香港许多名人均出自他的门下。内地国人和海外华侨争相把子弟送来学习，一时传为佳话。

    太公陈子褒在教育方法上，主张教材“通俗是贵”，遵循“浅、少、缓”原则，“趣味开智”，具有通俗性、趣味性、启蒙性、开放性、基础性的特点。其中不少教材劝人爱国，劝人向善，劝人戒赌，劝人读书，劝人戒烟（鸦片烟）。以下选自《妇孺五字书•戒烟》片段，可窥一斑：“莫食鸦片烟，一食魔鬼缠，烟瘾忽然起，眼鼻水涟涟，面如镬底黑，还耸一字肩，须戒第一口，烟床总莫眠”。

    太公在教育内容上，选择了“训蒙开智”的方法，致力提高国民基本素质。据1921年《子褒学校年报》记载，子褒学校在课程设计上已经与现代小学非常相似，有经史、国文、诗词、图画、算术、地理、历史、唱歌、英文等科目，初步涵括了“德、智、体、美”等现代办学目标。

    太公认为“中国有一大害，如女子不读书是也”，“我中国四万万人，而有二万万不读书女子，是一半无用之人矣。有一半无用之人，中国所以日弱也”，遂开办女校，大力推动妇女教育。1903年，太公创办的“灌根学堂”开始招收女生，在中国开了男女同校的先河。他比清政府提出办女学早了4年，后来广东省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于1921年才开始招收女生。同年，陈子褒编办《妇孺报》和《妇女杂志》，1919年创办“联爱女校”，1921年在香港创办“圣士提反女义学”和“子褒女校”。其中“子褒女校”聘请清代甲午进士桂玷、陈俊卿、曾壁山等20人为教员，培养女童的综合素质，是香港最早由华人兴办的女子学校。

    太公的得意女弟子冼玉清是中国著名教育家。太公去世后，冼玉清等人把他的教育论文编辑为《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该书一度为广东省教育当局所采用。近年国内一些学者对陈子褒的研究也从该书中获益匪浅。

    民国初年，太公在江门外海发布《通启》，倡导外海陈姓四大房互通婚姻，这是中国第一份赞成同姓结婚的倡议书。

    外海陈氏于元朝至正十年（1350年）由外地迁入，到民国初年，经560年的繁衍，已成为族大人多的大姓。而外海陈氏历来功名鼎盛，书香门第特别多。按照当时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不少陈姓子女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即使破格迁就，外姓人家也不敢高攀，因而不少人家特别是世家子女婚配更困难。太公认为，只有打破同姓不得结婚的限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指出，在远古，由于人们刚有姓氏，故同姓者血缘相近，但外海陈姓四大房之间已历经二十几代，已非近亲血统，通婚绝无问题，对后代绝无不良影响。由于这份《通启》理据充分，外海知识分子陈仲伟、陈德芸、陈辑五在《通启》上签名支持，印发全乡。可惜当时把持乡政的人是封建顽固派，他们认为太公等人背弃礼法。他们以大逆不道为由，革去太公及签名者的胙肉（祠堂祭祖后分给各人的祭肉）以示开除族籍，从而使这一倡议在几十年内得不到推行。

    太公于1922年7月4日在香港病逝，享年61岁。其继嗣子伯强、女翘学及门人冯民德等人将他的灵柩葬于香港薄扶林道中华基督教会坟场，香江学教两界赴会追悼者数千人。其老年小友同里“社会之仆”李淡愚为之撰碑文，并附联语：教泽满香江，匪我求童蒙，最难得旧学新知，深人浅语。灵魂返天国，为君留纪念，应未忘老年小友，清室逸民。